多年来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企业内部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而股权激励则被认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方式。股权激励能够实现高管和公司的利益协同,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提高高管的工作积极性,但是人们也发现,股权激励也有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会促进高管采取盈余管理行为。国外对于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内的股权激励和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06年证监会发布了相关法规,股权激励有了制度支持,股权激励计划的数量才开始明显增多,国内也逐渐开始关注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上市公司主要有三种盈余管理的方式: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因为高管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内容存在不完善等原因,高管存在动机去对公司的盈余进行操纵,进而达成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为自己获利。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会促进盈余管理行为,而且盈余管理会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应计盈余管理会导致公司未来的盈余反向变动,真实盈余管理会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造成影响,分类转移会降低核心盈余的持续性。本文通过风险承担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来衡量股权激励,研究股权激励对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的影响,探究股权激励是通过何种效应影响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选取了2013年到2018年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经过处理获得了437家公司作为样本。本文分别用高管权益对股价波动率的敏感性和高管权益对股价的敏感性来衡量风险承担效应Vega和利益协同效应Delta,并对风险承担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与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会基于股权激励的利益协同效应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增加分类转移行为,而风险承担效应与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均不相关;相比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利益协同效应对两种盈余管理效应的影响更明显。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对关注分类转移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基于两种效应探究股权激励对分类转移的影响,是对股权激励和盈余管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丰富;其次,现有文献大多是采用虚拟变量、高管持股比例以及股价1%变动引起的高管所持股权市值变动占其总收益的百分比来代表股权激励强度,本文从研究相对较少的利益协同效应和风险承担效应入手,丰富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