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客”一词在1700多年前的西晋就已出现。千百年来,其含义从渔夫演变为走水路的行商,又逐渐演化为通过陆路旅检口岸走私货物进出境的走私者。水客走私由来已久,近年来又发酵为倍受内地与香港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而激发了社会各届对于治理水客的关注。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深圳海关为例,分析现当代水客走私的历史、成因、危害及治理政策的缺陷,并提出应对策略。论文通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水客走私的历史和特征的梳理,指出昔日的水客已发展为水客集团,在政策、市场供求、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壮大,形成了穿越境内外的走私链条。与此同时,海关作为口岸“把关人”的角色决定了其主要精力是对带货通关者进行防堵,对水客集团首脑的打击有限。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提出海关不必把视角局限在正面防堵和打击上,应当抓住水客集团获利的最终来源——消费者,扶持新的消费模式,从水客集团手中赢回市场。以此对策为主,以打击水客集团为辅,构成解决水客问题的新路径。据此,本文从四个方面设计对策,分别是(1)减少因关税壁垒给水客集团带来的盈利；(2)利用海关的监管优势,支持建立新的贸易平台,挤压水客集团的市场；(3)与地方执法部门理顺关系,在其协助下摧毁水客集团的藏货窝点,抓捕幕后首脑。(4)针对水客集团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借助国家正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使潜在的劳动力不敢、不愿从事水客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