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美国著名的生育节制运动专家桑格夫人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作了关于生育节制的讲演,自此,生育节制思想传入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对其关注较多,他们把生育节制与社会道德、人口控制、母性自决等联系起来,展开了讨论。生育节制反对者认为节育会危害社会道德,减少中国的人口,造成女性会抗拒生育等。赞成节育的人认为节育有利于新性道德的建立,增加人口的质量更为重要,女性应有决定她们身体的权利。这场大论争更好的促使了生育节制运动的发展。在知识分子关于生育节制大论争后,节育思想在实践层面有了更好的发展。1920年代相继成立了北京产儿制限研究会和中华节育研究社,中华节育研究社刊行《现代妇女》作为宣传刊物,同时翻译了大量节育文章,并推广了很多节育方法、药品、器具等。1930年代北平妇婴保健会和上海节育研究社的成立加速了节育实践的展开。北平妇婴保健会积极开展门诊,购备药物。在《北平晨报》开设“节育者通信”积极与读者交流互动。并对需要节育人士的案例作了细致的收集整理工作。上海节育研究社也设立了相应的节育诊所,并积极开展节育工作。生育节制实践在1930年代中期开始渐渐式微。这一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将注意力集中到民族危亡上,生育节制已不再是他们关注的重心。其次,节育运动自身在宣传推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阻碍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节育器具昂贵、节育方法不够普及、缺少政府的支持、资金短缺、未能将实践推广到农村。这些因素都是阻碍生育节制实践进一步发展的。于是,生育节制思想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