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和“福利病”蔓延,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受到冲击,世界重新站到了十字路口,人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三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以反“凯恩斯主义”面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倍受追捧,市场力量重新得到重视,私有化浪潮出现。二是通过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提高政府效率,多种途径探索实现政府行政改革目标。而“在公共部门的创新方案中,建立伙伴关系是核心要素之一。所要建立的伙伴关系包括社区伙伴(公民与志愿者)、私营部门伙伴、非营利组织(NPO)伙伴等。”三是希望走一条融合政府管制和市场自由优点的第三条道路。无论是向市场要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着重挖掘政府潜能的新公共管理学派,还是介于两者中间的“第三条道路”,都指向一个事实：需要慈善组织普遍参与各类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因此,国际学术界给予第三部门高度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甚至超出过去50年的总和,一个庞大、隐形的“世界第八大经济体”逐渐浮现。私人非营利部门已经成为了提供那些由政府出资服务的主要工具,政府也相应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各国政府支持慈善组织的背景却存有很大差异,在不同国家和领域中,政府支持程度也有所区别。慈善组织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事物,直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举行的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国人对其才有所认知。现阶段社会对慈善组织的关注已经提升到一定高度,是社会各界视野所及的焦点,但其发展速度仍远远滞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政府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寻求社会和政府治理的创新。慈善组织在社会治理和承接政府职能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也是其自身发展的机遇。地方政府对此已经进行了比较有益的探索,但也仅仅是尝试。政府税收对慈善组织的成长至关重要,但现行慈善组织相关税收政策基本上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产物,之后虽然也出台了一些配合其他部门改革的税收政策,但基本上没有超越1994年确立的基本框架。现行税制更多是将慈善组织视为“准政府部门”而给予各方面税收优惠,因此税收制度设计上并没有完全体现慈善组织的公益性。随着慈善组织的发展,其“准政府部门”的角色受到各方面挑战,同时社会经济的变化也对慈善组织税收制度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的诸多变化,必将要求对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进行重构。本文试图理清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工具和慈善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间的关系,总结和深入探析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及其优缺点,寻找影响社会捐赠的“中国因子”,以及量化我国财政制度对慈善组织发展的激励作用。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对实践工作有一定参考和借鉴作用。我国慈善组织呈波浪式前进,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爆炸式发展,整顿和清理下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政府改革逐步深入下的高潮三个阶段。在慈善组织波澜起伏的背后,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改革、市民社会兴起以及经济发展是推动慈善组织前进的坚实动力,而某些制度(双重管理体制、税收制度等)因素却是最大变数。这些制度在某一时期起到推动慈善组织发展的作用,而今却已落后于现实的需要。目前,政府职能转型、事业单位改革以及互联网兴起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已成为推进慈善组织下一步发展的新力量,并有不可阻挡之势。这一强势变化要求政府顺应需求,改革包括慈善组织财政制度在内的相应政策。我国税收制度对慈善组织所涉各类税收都有不同程度税收优惠设定,如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和房产税等。但目前相关税收优惠制度存在诸如不成体系、立法层次低、免税资格认定不合理、存在“区别对待”、税收捐赠制度存有缺陷、税收监管不力、滥用税收优惠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其功能的发挥。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财政支持长期以来都有所缺失,只有少数慈善组织能获得资助。但在政府职能转型和事业单位改革背景下,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支持慈善组织发展,他们也因此迎来了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地方政府的探索,为该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供了全新经验,当然也还有不少不足之处,比如,公共服务购买不够规范,独立竞争性购买模式有待加强,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仍然有限等。论文还对我国慈善组织财政激励制度的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理论上企业规模、税前利润、广告支出以及企业国有性质都会对捐赠产生影响。论文通过对安徽省20]0至2009年27家公布捐赠数据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企业国有性质对社会捐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是企业负债比例,最后才是税收优惠,而税前利润和广告支出对企业捐赠影响不显著。由于我国慈善组织财务信息不健全,本文拟通过间接方式来反映税收对我国慈善组织的作用。目前我国存在一个普遍实事：政府对不同的慈善组织在税收优惠的力度上有所不同。本文以政府规定向慈善组织捐赠所享受的扣除比例来表示该组织享有的税收优惠水平,选取2010年江苏省处于捐赠主要流向的扶贫、救灾、教育以及医疗卫生领域的基金会数据作为样本,建立模型检验税收优惠对慈善组织的影响,发现差别的税收待遇的确对慈善组织造成影响,当然也从侧面反映出税收优惠对慈善组织的重要意义。国外由于不同的法律背景和政治文化,对慈善组织的财政支持有着不同历史传统。美国一直被认为是非营利活动的温床,在英国慈善组织同政府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德国慈善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占整个社会服务很大一部分,而在韩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却较为紧张,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支持力度仅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虽然支持力度以及两者间的合作关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对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视等。国外慈善组织税收制度同样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比如,慈善组织明确的法律地位,分类管理,管理措施可操作性强,利用税收杠杆引导慈善组织活动等。为了有效支持我国慈善组织,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本文根据实际调查和分析情况,从整体结构到具体措施,尝试提出完善我国支持慈善组织发展的财政制度设计。目前我国慈善组织财政制度问题是结构性的,对其加以改进和完善也是一个环节众多的系统工程。因此,想要财政制度发挥应有的效用,不仅要考虑慈善组织财政制度本身,一些其它因素也要加以考虑,如“双重管理体制”、慈善组织治理、信息披露等。本文的创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政府职能转型与事业单位改革背景下,慈善组织日渐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目前我国慈善组织还不足以真正的承接起政府职能的重任。本文系统的探讨支持慈善组织财政制度,在选题上具有一定新意,同时也对政府职能转型和慈善组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目前仍难以从公开场合获得足够的慈善组织分析数据。因此,本文在调查基础上,通过间接方式来测量我国财政制度对慈善组织的支持情况。这方面的研究让我们对目前慈善组织财政制度运行有一窥究竟的机会。本文的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本文在对我国财政制度对慈善组织激励的定量分析方面,由于数据有限,仅使用间接方式来测量。该研究结果离真实的情况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测量方法的改进,相信后续研究能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有所填补。(2)支持慈善组织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各类政策工具配合使用,而且工具之间还会相互影响,本文所研究的财政支持工具只是这一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在对策建议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