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提出网络舆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之一，网络观念史和网络事件史就是网民创造历史的过程史。文章采用混沌学、心理学、管理学、复杂动力学、制度经济学及数理统计学等学科视角，在查阅和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发展的中国国情，对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演变过程、影响因素、有效性与有限性的悖论现象进行了研究。论文采用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理论思辨与实证考察相结合、纸质文献与在线资料相结合及隐喻的研究方法，对研究主题进行了跨学科、演进式、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系统研究。　　学术研究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创新过程。本文系统回顾总结了国内外学界在互联网与权力、互联网与公共参与及网络政治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将研究框架确定为媒体—权力的媒介社会学视角。同时，文献回顾也发现，国外研究大多集中于电子民主、社会资本与公共领域，反映了西方网络运动由组织发动，以互联网为主要动员手段的基本特点。而国内网络舆论以网络监督与权利救济为两大旨归。研究对象的分野决定了照搬照抄国外理论只能是刻舟求剑，必须有所鉴别，才能真正对我国的网络舆论研究有所裨益。　　文章首先对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既有作为气象学理论层面的溯源，又有与网络传播结合后以权利为旨归的媒介社会学特征，并提出初始条件、连锁反应、舆论风暴是网络舆论倍增效应的三要素。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背景分析不应秉承从网络媒体技术特性出发的单一视角，而应寻求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的全景式观察。论文发现，网络舆论倍增效应绝非网络失范单一理论可以解释，它产生于政治-技术-社会心理三维背景中。其中，政治机遇结构是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先天政治性的网络技术是发生要件，社会心理的聚合与个人际遇的触发是触动扳机。　　具体而言，其一，政治机遇结构具有两个层次:复杂社会问题对政治机遇需求增加及社会精英对网络舆论功能的肯定;其二，技术内嵌新规则，其与数量的结合、与功能的融合及与规则的整合都促进了自由、平等、参与、利他主义等价值的普及和实现;清议传统的复兴、社会心理的投射使得个体事件的触发成为导火索。它们都是无序中的有序，偶然中的必然。离开了此立体背景中的任何一个维度，都会陷入平面化视角，无法理解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机理与演化动力。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演化过程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其发生具有非线性特征，是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实现舆论倍增效应下的社会动员功能。以往研究将线性管理方式效率低下归因于网络强大破坏性，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沼。本文借用生命周期理论，将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演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酝酿期，爆发期和消解期，对于理解网络舆论的构成要素，内部结构，如何更有效配置注意力资源，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议题之间形成有序而公平的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酝酿期，议题性质、发布平台和解码机制决定了蝴蝶扇动羽翼之后能否引起媒介微生态的改变，从而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对案例的量化分析发现，议题发布须遵循媒体政治的运行规则和网民的媒体消费习惯，如信息简单化、有图有真相、政治人格化、悲情叙事模式，如重图片、轻文字，重直观、轻抽象等。议题公共性、负面性、相关性越高，越容易进入网民视野;发布平台的安全性和显著性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完成平台转换，被转移到具有集聚效应的知名论坛和网站;网民解码过程则按照简化、同化和强化的三种机制进行。　　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爆发期，集聚、协同与反馈三种作用机制促使网络舆论不断升级，个人议题演化为公共议题乃至全国性议题，引发信息-舆论、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线上-线下社会及事件相关场域的连锁反应。　　其中，集聚效应包括了人群、平台和话语的集聚。人群的集聚是指针对某个事件的网络共同体形成。这些快速聚集的为数众多的人群共同分担风险，提出假设并进行求证，最终共同分享收益。平台的集聚，是指知名论坛和门户网站具有链式病毒式传播效力，从而涌现出新内质、新层次和新功能。在形成品牌效应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垄断风险。话语的集聚是指网络热词的流行。网络热词在集聚效应中承担了“暗语”的功能。这些“暗语”虽然有助于民众意见的传播，但它同时也因为其独特性和晦涩性影响了传播的广度和效度。协同机制则包括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基于技术理性、业务流程及机会理念的共时协同与接力协同，多种传播方式的实时协同。而反馈则在传统的网民、网媒及传统媒体三大传播主体之外，强调了事件相关者因素，不仅包括公权力机构，也包括事件其他相关方的信息输出行为。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消解期，以事件解决为起点，同时存在长尾效应。此外，同类事件一旦发生，联想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复燃可能性更大。但同时也出现了网络关注阙值更高的新趋势，反映了舆论劣根性。　　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演化过程提供了外观式概览，影响因素模型则进行了内剖式理解。案例考察发现，网络参与度、传统媒体卷入度与相关方反馈正指数是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三大影响因素。网民、网络意见领袖、网媒及网络推手作为辅助变量构成了网络参与度的四个子变量。凭借公信力资源、新闻流程、报道方式及全媒体倾向的优势，传统媒体参与了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的协同，媒体属性、介入时机、话语建构及连续性四个变量导致协同效果的差异。相关方反馈正指数则包含了回应时间、逻辑吻合度、主体一致性及内容真实性四个二级指标。此外，文章还分析了网民强主体性的内涵，考察了网络意见领袖的定义、要素、行为特点和参与动机，并对网络推手这种新现象从定义、策划流程、产生背景、存在意义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模型的验证、修正与模型的构建同样重要。在第六章，笔者引入“天价烟事件”和“女检察长豪车事件”及“华南虎照事件”作为样本，考察了政治参与、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分别验证了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三要素模型的科学性，并对模型进行了修正。结果表明，三要素影响模型在两类事件中均能成立。网络参与度、传统媒体协同效应及相关方参与度作为三大重要因素，影响了蝴蝶效应发生的规模和速度。不同的是，网络舆论参与度在“华南虎事件”中权重更大，而传统媒体参与度则在政治参与案例中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发挥作用。同时也发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发生过程中并非替代而是互补的，有时甚至出现了联盟关系;网络推手的存在对于蝴蝶效应发生的影响并不如想像的那么巨大，所占权重较低;传统媒体介入具有投机性和易变性;反馈主体的回应时间与回应时机内涵不同等等。这些都为模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论文第七章从制度学说的高度，探讨了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的悖论现象。有效性表现在缩小数字鸿沟，扩大政治参与，增强良性互动，拓宽协商民主的渠道等方面;有限性则表现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社会影响并未形成制度化安排，具有短暂性和不可持续性;数字鸿沟导致网络舆论参与和表达的人群仍然受限;过度狭隘的兴趣和成员的同质性限制了网络表达的效度和信度。　　制度的定义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划分为人们提供了观察媒介与制度变迁的科学视角。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媒介制度作为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影响着制度变迁;二是媒介作为独立力量参与制度变迁。网络舆论蝴蝶效应有效性缘于媒介参与制度变迁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而其有限性则体现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并为冲击现有的制度体系，而是对现有制度的纠偏和补充。其来源则在政治精英“有条件的妥协”与事实政治权力的暂时性，网络意见领袖之所以愿意参与权力救济为旨归的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原因在于参与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传统媒体的搭便车行为具有投机性和易变性，这也限制了网络舆论社会动员的效果。　　总之，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为公民以媒介为手段参与制度变迁提供了可能，但最根本希望还在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兴起。这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政界、业界和学界三管齐下，共同推进。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首先，文章从复杂动力学角度探究了网络舆论倍增效应的演变过程，挖掘了集聚、协同、反馈三种内在作用机理，揭示了舆论升级的具体过程，丰富了媒介融合理论，对网络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　　其次，传统研究都只将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议题设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变量，研究二者之间如何互动引发社会动员的倍增效果。笔者创新性地引入事件相关者反馈负指数作为网络舆论蝴蝶效应影响因素模型的重要变量，使得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发生框架更加多元和立体。　　第三，论文详细考察了中国国情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与协同发生的三维背景、四种机制与三要素变量模型;提出了媒介协同的概念，提供了媒介融合的研究新视角，并探讨了与议程设置理论的关系。经典传播理论在网络舆论蝴蝶效应中仍然具有解释力，文章也在网络传播的新环境下对其进行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