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演化是一个多元并进的过程,参与这一过程的,不仅有华夏文明,也有内亚文明,甚至还有外亚文明。推动这一共同路径发展的重要阶段主要是政权分裂、族群交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在传统语境中往往被描述为“五胡乱华”的激烈交锋。而直接承载这种交锋的主要是北方城市,尤其是文明过渡带上的边城。它们成为了多元文明的交汇区,平城即其一。战国时期,赵国在内亚族群的生活区域建制,雁北正式纳入华夏统治圈。入秦后,置平城县。两汉时,平城及其周围城池经过了大力地营建与经营,奠定了后世平城县的功能、规模和景观基础。不过该区域只能算进入华夏秩序区,尚不能认为平城属于华夏文明区,农牧皆宜的地理条件使华夏政权无法将草原传统完全驱逐出平城一带。在北朝,平城成为了鲜卑政权的首都,内亚文明、华夏文明、外亚文明在此交汇,城市面貌在三元文明的碰撞间得到重塑。内亚族群中的不同部族可以视为同一文明下的政治体,而这些割据的政治体大部分都被拓跋鲜卑统一了起来,然后迁入平城。同样被强制迁入平城的还有一部分汉族人口和生活在中国政权治下的外亚人口。此外,有一部分汉族士人主动投身平城,为拓跋政权进行政治服务。外亚人则多为搭乘外交的便利在平城经商。这就构成了平城中的华夏——内亚——外亚三元结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开始共同对城市发力。华夏文明与内亚文明展开了对城市话语权的争夺,华夏化与内亚化的矛盾贯穿在整个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内亚与外亚的关系较为缓和,借由外亚族群希望向外寻求经济合作和军事依靠的愿景,拓跋鲜卑开始通过构建与外亚族群的朝贡关系来塑造政权与族群的正统性。因为受到朝贡体系的包容,外亚文化在平城的传播很少受到干预。这种三元共存情势下,内亚族群始终是城市的主导力量,于是,城市的主要运行秩序被更换成了内亚秩序,原有的华夏秩序成为了内亚秩序框架下的补充。这种秩序下,城市心理变得矛盾起来,倒向华夏文明还是坚持身份认同成为了内亚族群艰难的选择。而城市的功能却在文明碰撞中得到了升级,面对内亚族群相关政策带来的人口激增和人口结构多元,城市增加了带有内亚精神的人口管理功能,更重要的是,城市具备了经济文化交互功能,平城成为了华夏文明——内亚文明——外亚文明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