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作为现代国家制度安排中的一部分，从其产生以来就发挥出了积极且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随着现代国家治理形势变迁，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不断发展，由最初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到增强经济生产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夯实了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基础。19世纪末,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3部社会保险法律，标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作为新兴的工业化强国，如何化解工业化进程中的障碍，减轻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内在瘫痪倾向，实现国家有效治理，俾斯麦发展出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治理策略。虽然这个时期的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政策制定理念仍旧延续传统的恩赐意识，但是工人们的处境得到一定改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达到鼎盛阶段，亦即该制度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是在二战后西方世界普遍建立起福利国家后。按照工业主义逻辑，只有经济发展水平上去了，福利水平才能提高。然而，福利国家的建立表明政治联盟与利益共识达成的重要意义。换言之，福利国家是在整个西方经济体的工业发展水平倒退至19世纪末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此后，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获得快速、稳定发展，进入辉煌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工业化水平极大提升，通货膨胀率大大降低。凯恩斯指出，福利制度不仅不是存在于经济发展体系之外，相反，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器。二战后，伴随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的瓦解，众多国家纷纷走上重建之路，建立起了发展型国家。这一国家类型的出现，是以发展主义体系的全面建立为背景。发达国家给这些落后国家提供了指路明灯，即经济发展。因此，这些发展型国家都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将经济发展作为包治百病的神药。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样态成为决定不同发展型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新加坡为例，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建立起的与新加坡国情相适应的完全积累制，不仅有效增强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国家资源向社会投入，还增强了人们应对未来风险的能力。此外，社会保障制度还发挥出了政治整合的功能。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打散了原有种族聚居情况，为其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管理格局做好前期准备。再如韩国，十分重视教育投资，将社会保障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中国与东亚诸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相同的国家发展目标。因此，它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相似。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是以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为代价获得的。虽然取得了诸多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与新挑战，全面深化改革已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中国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概念。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需要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手段的不断创新。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因受角色定位的限制而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仍旧主要发挥着社会稳定的功能。那些持短视社会负担论的人们对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过度恐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该制度功能是伴随现代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任务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良性互动，充实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平内涵，提高政府公信力，夯实国家权威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及投入，在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其独特作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