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健康信息码是一种通过个人填报防疫健康信息与后台公共大数据信息自动比对生成的负载持有人疫情风险等级信息的二维条码,其目的是在合法条件下有效防疫。研究个人健康信息码这一有效的防疫工具,可以从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角度出发,研究行政规制行为的法律性质,也可以从行政规制理论角度出发,研究行政规制行为的主体、客体、法律关系、权利义务配置和法律责任。行政规制行为是为了完成复杂的行政任务而使用规制工具对监管对象进行持续、集中控制的行政活动,通常在安全领域和风险领域使用。由于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编码和使用涉及到多个行政行为,故选择行政规制理论进行研究比较妥当。作为一项疫情风险行政规制措施,个人健康信息码经历了诞生、成熟和推广三个阶段,具备合法性和有效性。个人健康信息码的法律主体由以应急管理指挥机构为核心的各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企业法人和公民组成。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获得算法技术和云计算服务的支持,从而完成个人防疫健康信息整合、对比和使用。个人健康信息编码行为宜归属为行政确认,具体而言是一种以行政评级为表达方式的初步确认行为。行政机关推行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目的在于通过公民防疫健康信息自动化集成处理的行政行为,使得信息接收者做出有利于降低或避免疫情风险的改变。无论是负责组织和日常管理的行政机关、提供技术服务或公民防疫信息数据的企业法人还是提供个人防疫信息的公民在此过程中均受到相应行政责任的约束。在个人健康信息编码和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因算法技术引起算法不透明、自动化决策弱化公平和公私权力界限模糊的问题,也可能因个人信息处理不当而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个人信息滥用。对此,行政机关应尽快制定统一使用规范,为个人健康信息码在国家层面上的推广应用增加规范性和确定性。同时,行政机关还应构建个人健康信息码的纠错、追责和退出机制,以平衡疫情防控需求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健康信息码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