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遗民词坛的群体性和地域性十分突出。本文选择两浙作为切入视角,除了有对易代文学研究和宋代地域文化探索的意义,主要是出于对遗民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再认识有着历史文化和文体研究双重意义的考虑。而以往论者多集中于个别大家或由于断代研究的习惯,于此易代之际群体研究尚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余地。文章试图通过对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坛的研究,作一种“场景还原”和“版图还原”,勾勒一个比较完整的词体创作空间;使一些以往被边缘化的词人得以重新阐释,并试图对其群体性的存在、特征和交游方式进行较全面展现和审视。第一章,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人辨。本章试图在对“遗民”一词的发展流变和遗民史概要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宋元之际两浙遗民的历史定位,做出符合时代和词人具体情况的界定,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往学者界定宋遗民多以不仕二朝为判,然而以其时两浙遗民实情细考之,虽然一般来说,做过元朝高官者,如程钜夫,即使多为益事,我们仍不将其视为遗民;但如山长、教授等学官,大多或迫于政治压力,或困于生计,且有以拯救汉文化自命者,其出仕是有被迫性、节制性的,感情上也并未悖离遗民的心理原则和节操;故应以创作为主导,依其事迹为推断,以心迹为准则,主要看其是否有遗民意识进行判断。但个别词人,如梁栋,也仍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二章,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人群体构成与相互关系。本文所论之两浙,是以南宋两浙东、西路的行政区划为主要文化研究地域,部分地区参考元江浙行省作出调整,大致包括今浙江全省、上海市及江苏省南部地区。这一地域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和政治发展、文化传统与词学创作环境等原因,在宋遗民心目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从而为词人群体的形成创造了外在条件;同时,刚健坚毅的民风,尚奢侈、喜宴游的风俗又内在的对两浙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和活动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这一地区便成为宋元之际最大的遗民词人群体所在地,并因地域的不同形成了以临安和绍兴府为中心的两个亚群体。他们分别以周密、张炎、仇远和唐珏、王英孙为中心,围绕西湖吟社的活动,互动往还,形成了群体网络。第三章,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人群体活动与群体特征。群体内部活动主要以西湖吟社为中心,可分前、中、后三期,分别有其核心人物、组织者和活动主题,前后长达三十余年,尤其后期结集《乐府补题》,是宋代咏物词的重要代表作;同时临安和绍兴两个亚群体之间,如王沂孙与周密、张炎等人的往还也较密切。群体外部活动则与江西遗民词人群交往较多,并以词人个体分别活动为特点,尤其是汪元量和张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较大。在互动中,两浙遗民词人群体也形成了共同的群体特征,表现为生存状态的趋同性、对晋宋风味的追慕和博学多艺的雅士性。第四章,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作特点分类解读。最能体现其创作特点及其在词史上独特地位的词作,大抵有三类:一、独具特色的咏物词,这类词作以《乐府补题》为中心,尤其是宋亡后的词精于选物,刻意求工,寄意深沉,词旨隐秘,使借物言志的文学传统在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二、以元夕词为中心的节序词,通过在风俗之变中的故国之思,表现了词人在回忆与现实之间对生命进一步的思索和追问。其他如立春、清明、中秋词亦多如是。三、残蝉尾声的时令词,在暮春之恨与秋日之思中展现了其浓厚的时代特征。春词中主要体现的是隐含在今昔对比中的留恋和忧惧之情;秋词则突出表现了遗民身份体认下的词人心态。第五章,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的定位——雅俗冲撞与词归于雅。宋末两浙士风素以雅正为尚。不论从历时视角自文体内部考察唐宋词坛的雅俗流变;还是以年代作横断面,从共时视角审视各种文体发展状况,特别是比照两浙地区的俗文学创作实际来看,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在雅俗冲撞中都处于特殊位置,终以归于雅正完成了自身的品格定位。词人们在词体趋雅之势下,从时代出发,讲究“骚雅”,提倡“清空”的审美理想,强调法度,终使词内敛化、传统化、规范化了。既成为宋词优雅的谢幕,又开后世复古之端,特别是对清代词学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附录,宋元之际两浙遗民词人年表初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