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深刻影响了基层治理逻辑。在国家整体迈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调整行政权的配置结构,通过精细化管理制度、技术化考核手段、密集的督查问责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对基层治理的控制。试图将基层治理纳入更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以契合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乡镇政府的运作是国家治理的具象形式,也是国家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必然环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其运作逻辑也发生重大改变。本研究基于情境-行为视角,重点研究中西部普通农业型乡镇治理转型特征及其实践逻辑。关注多重压力治理情境下乡镇政府内部自主性、调适性行为。进一步认识基层政府组织的能动性,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通过积极主动地自我调适,从而适应复杂的治理环境与压力;丰富和拓展适应性治理理论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应用范围、阈限及其可能性条件。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各类治理任务与治理压力不断膨胀,日益超出基层常规治理体系的承载能力。同时上级政府制定的日益细密的指标、规范、监督考核体系,客观上都增加了基层的任务量,政治动员机制的启动又进一步增加了任务完成的难度。由此基层组织面临着“多中心工作”的治理局面。治理资源有限的乡镇政府为了应对中心工作泛化所带来的权责不匹配的治理困境,在具体实践中通过治理机制的调整,从而形成了一套“适应性治理”模式,由此达到了地方政府有限资源与任务环境复杂性之间的适配与平衡状态。具体而言,多中心工作背景下的乡镇政府适应性治理过程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向上调适。乡镇政府通过在与上级互动时采取差序化执行策略,由此为自身构建了行动选择的弹性空间。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中心任务”的委托,在事权下沉而治理能力又没有显著提升的新型治理情境下,S镇基于任务激励与压力属性的差异,对上级任务进行轻重缓急的工作次序安排,并针对不同任务属性特征进行资源配置,进而达到缓解政策压力的目的。二是向内整合。乡镇政府通过内部组织结构重构,再造具有灵活性的政策执行主体。通过打破原有明确的权责分工与权力配置的科层体制,对政府行政体系内部的工作性质和模式进行了重新规划,科层化的条块部门、任务小组与包村工作组三者构成了乡镇这一层级完整组织体系。三个层级在任务分工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上层统筹调度、中层组织执行与底层组织落实的分级运作机制。由此,乡镇政府通过组织重构的方式,在行政过程中实现了内部组织、人员和资源的整合。三是对内动员。乡镇政府通过构建内部干部的双重激励机制,调动体制内部干部积极性,从而缓解治理压力和治理资源匮乏之间的张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乡镇政府利用其自主空间,基于干部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的双重工作动力,发展出了外部激励和内源性激励两种机制。通过制造流动与政治机会成长的外部激励和工作嵌入与价值再造的内源性激励,激活内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四是向下调适。乡镇政府通过构建乡村责任共同体,实现压力向下纾解的目标。在与村干部互动过程中,乡镇政府通过利用自身体制性资源与社会性资源的运用,不断充实政策治理工具,由此实现对村干部这一治理资源的吸纳与动员。对于乡镇政府而言,体制内的治理任务最终都需要在村一级执行与落实,因而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激励与动员直接影响后者对前者的配合程度以及政令自上而下的执行绩效。通过责任共同体的构建,推动了政策动员的稳定与持续。乡镇适应性治理过程,一方面体现了基层党政体制具有应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调整能力,能够通过组织调整和非正式制度的运作强化自身行政效能,进而应对复杂治理需求;另一方面是也体现了非正式治理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因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在强化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应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如何赋予基层组织自主性和灵活性空间的问题。（正文共180705字,参考文献341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