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民办教师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以“亦师亦农”的身份在“民助加公助”的微薄待遇下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一群体的生活史中,他们大致经历了资格获得、全面考核、资格审查、职称评定和民转公等重要事件。论文借助于历史文献和口述资料,以人类学中民族志的方法考察了民办教师政策的变迁对苏北M县民办教师生命历程的影响,以及民办教师在这些事件中采用个体策略与政策互动的过程。农村民办教师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都是在教育政策主导下进行的。在正规师范生培养不足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基础教育的普及使得民办教师成为农村教师队伍的主体,由于规模过大以及对民办教师任用的管理不善给这支队伍带来了严重的质量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对民办教师进行治理整顿,通过全面考核、招考合同民办教师、资格审查、辞退不合格教师、职称评审等措施改善了民办教师队伍素质,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则最终实现了对民办教师的正规化管理。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增长。此外,政治经济宏观体制及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等具体政策的变革也影响了民办教师政策的运行。民办教师个体并不是被动地适应政策变革的节奏,在其生命历程的各种事件中,他们都积极地借助乡土社会文化所蕴含的策略与政策进行互动。社会文化中的人情、关系等社会网络资源和“面子”、“成分”等符号性资源都成为民办教师个体策略的资源,这一切都体现了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下人们特殊主义的行事逻辑。在发生了变迁的乡土社会,现代政治运动的行动逻辑和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为民办教师的个体策略注入新的元素。在国家政策与个体策略互动的过程中,具有乡土社会成员和科层制组织成员双重身份的基础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和民办教师围绕着各种管理活动中的资源分配形成了一个以“情感、人情和情境”为基础的教育政策网络。“情”是这个政策网络的核心。这不同于西方政策网络高度理性化的特征。教育政策在这样的网络中运作,导致了其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而出现了弹性,政策的边界根据具体情境而伸缩;而民办教师则在适应国家政策变革需要的同时借助个体策略来与之博弈,以保证他们生活的基本法则不在政策压力下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这体现了建立在乡土文化基础上的个体策略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