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至近代以来,土地权利一直作为财产权利的核心存在,传统土地权利,如土地财产优先交易权、土地分割权以及土地财产界定权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法律影响,但更离不开亲族近邻等血缘、地缘的本土习俗的作用,传统习惯根深蒂固,一直存留于传统与近代未曾消减。民国时期,立法者在西方法律模式的影响下坚持“物权法定”、“一物一权”的法律原则,法律专家致力于改造上述三种深受习惯影响的传统权利,而改造的方式即不认可部分习惯的天然效力。其制定的土地财产法制高挂于空中楼阁,并未在实际中产生很好的效果。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立法与司法因素的介入,民国的土地财产交易中也未真正出现现代经济学家所谓西方意义的“自由交易”与“市场经济”。在传统交易习惯与国家法律的交织冲突中,财产权利的法律表述与土地权利的事实状态出现理论与实践的差异,究其原因,这种偏差与主观层面法学专家的个人素养、立法与司法价值取向、政治因素的渗透有关,也与客观复杂的社会现实、立法机构的混乱、立法技术的缺失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