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技术的引入和发展为用人单位实施信息收集和大规模监控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同时,信息承载的潜在价值又促使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一再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导致用人单位经常超过合理的限度对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权益造成侵害。目前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社会共识,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在国际上也逐步得到重视,我国加强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刻不容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属于典型的非对称权力结构,面对持续性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依托于意思自治、主体平等基础的私法保护路径暴露出较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劳动者知情权实现困难、同意表示自愿性难以保证使得知情同意规则有失灵风险;另一方面,劳资双方主体地位的悬殊致使劳动者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性不大,私法救济模式难以发挥其作用。与私法救济往往只能在事后介入不同,在劳动者个人信息受到侵害之时,甚至是之前,行政监管就可以积极介入进来,借助公权力还有助于维护和谐的劳资关系,避免劳动者提起诉讼或仲裁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鉴于此,为了给劳动者个人信息提供更为充分、全面和有效的保护,还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劳动者个人信息形成公私协同保护之势。本文在对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采用公私协同保护路径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入手,结合相关基本要求,基于公私法协同和公私主体协同两个角度,分析探讨了目前我国劳动者个人信息公私协同保护的不足之处,并分别对完善路径提出设想,以期为劳动者个人信息提供更为周延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