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是中国历史上繁盛富强的时期,也是与外族政权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在传统儒家治国思想模式和与外族政权交往实践的基础上,唐建立了分层次的对外关系,也形成了宝贵的国际政治思想。盛唐自始以来就面临着严峻而又复杂的外部环境,根据各外族政权与唐的不同利益关系,唐与之展开了相区别的交往方式。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唐采取打压与怀柔相结合的策略,对与唐构成安全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武力打击,并在必要时设为羁縻府州,纳入行政范围加以管控,对与唐合作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施以拉拢联合的策略,避免造成威胁;对于不属于我国传统疆界而在当时又臣服于唐的各藩属国,唐利用强大的硬实力做后盾,通过德义的散播和文化的推广,将各藩属国置于唐强大的影响力之下;而对于与唐相隔较远而又以平等身份交往的国家,则主要发展商贸、文化的交流与友好往来。在与外族政权交往的丰富经验上,唐形成了较前代更为进步的国家观,奉行克制与适度的权力观,强调布德施惠的文化交往观,并在尽量避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积极谋求有效策略的运用,力图通过和亲怀柔、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等策略,达到夷不乱华,远人自服的目的,从而建立和谐相处的华夷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