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既要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作用,更要注重其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然而,当前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远落后于金融发展,企业逐渐出现金融化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工业体系,经济发展要聚焦实体经济。如何抑制实体企业由实向虚的发展趋势,控制实体企业的金融化,已成为当前热点话题。绿色债券具有约定偿还本息,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绿色转型,支持研发绿色产业项目的特征。它的特色是从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将这笔钱投入到保护环境、降低污染和开发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从政策要求上看,绿色债券有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专项使用、融资成本低等优点。债券需要按时偿还本息,企业融资的动力是投资的资金收益大于融资成本,因此发行债券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资产配置。实体企业是经济强国的命脉,在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本文以实体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重点是发行绿色债券能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首先,本文对涉及企业金融化和绿色债券的文献进行了甄别和研读,明确了概念的核心要义,提炼出适合本文的概念逻辑。文献整理先从企业金融化的内涵、测度入手,后又梳理了绿色债券的内涵、发行绿色债券经济后果等。其次,本文研究了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研究本文提出了两种假设:（1）从企业漂绿动机出发,发行绿色债券促进企业金融化。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融资,融资门槛低、融资成本少,获取资金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是存在融资方通过绿色金融获取的资金用于无法满足环境效益预期的非绿色项目（Jones et al,2020）。企业投资决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和非金融两类资产的风险和收益,其核心思想是分散化投资（Demir,2009;张成思,2018）,而配置金融资产能够短期为企业获得大量利益,因此具有“漂绿动机”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能够促进企业金融化。（2）从绿色债券存在固定用途、带来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等方面,对企业形成治理作用,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一是根据绿债券募集说明存在固定用途,束缚企业将融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从而达到抑制企业金融化的目的。二是从信息披露角度,绿色债券具有信息增量效应。绿色债券发行前获得第三方绿色认证保证信息透明度和可靠性,绿色债券发行后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更丰富的公开信息能够引起外部更广泛的监督,外部监督能够规范企业管理者减少短视行为,抑制企业金融化。三是从信号传递角度,绿色债券的发行传递可信的“绿色”信号,为企业带来积极的市场反应（Tang等,2020;Flammer,2021）。另外,发行绿色债券彰显社会责任感,有利于提高社会知名度和声誉,企业声誉关系到管理者的个人利益。因此,发行绿色债券能够提高企业声誉,管理层因声誉带来的收益能够减少隐性套利行为;企业声誉是利益相关者的评价总和,它也变相成为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的一项定性指标,管理者需要警惕企业声誉水平的变化,从而提高了管理层履职的忠诚度,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减少企业金融化水平。再次,本文以我国2016年至2022年6月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样本中的上市公司,探究发行绿色债券能否对企业金融化产生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行绿色债券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最后,本文在机制研究中引入媒体关注,探究媒体关注对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企业金融化的中介作用。随着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企业通过信息披露能够起到传递经营相关情况的信号。而发行绿色债券具有披露使用目的、项目进程信息的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向外界传递企业环境友好的信号。企业信息透明度越高,越容易引起外界的关注,特别是媒体报道。媒体关注度越高,对企业形成社会监督作用越强,媒体关注通过发挥“监督效应”,对企业形成治理作用,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为探究不同企业性质和是否为高污染企业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的不同作用,本文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绿色债券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加强了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的认识,并揭示了绿色债券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内在机理。在理论上,将绿色债券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金融化领域;拓宽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在实践上,为支持扩大发行绿色债券的政策,引导和规范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承担社会责任,满足和平衡各方利益群体的需要,不断为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