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从江地区的民间契约文书从无到有、从以白契为主到红契出现,其内容、形式和种类的变化透露出地域社会变迁的丰富细节,体现了清至民国时期从江地区“内地化”的进程。苗疆开辟以前,当地苗民对土地没有汉人社会所谓排他性占用的地权观念,其土地观念与亲属关系、祖先信仰等要素关系密切,即所谓“先到者先占”的原则,创始祖先作为先到者“发现”并最先使用某块土地,通过“栽树立石”留下痕迹,以表征对该片土地的权利,后来者可以与先到者共同分享土地权利,但原则上只能将土地作谋生用途。苗疆开辟之后,帝国行政体系在从江地区迅速建立起来,大量汉人进入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土地租佃习俗,苗民的地权观念在官府治理下,随着汉字契约秩序的建构,在汉苗族群互动过程中逐渐确立,土地契约文书特别是白契的流行,表明契约秩序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建立起来,官府行政力量和“埋岩”组织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保障了当地契约秩序的正常运行。民国时期大量红契、契税等带有政府印记的契约文书以及票据大量出现,表明契约秩序运转的保障由以“埋岩”组织为主转向以国家行政体系为主。随着地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经济的繁荣,地权商品化程度加深,溢出地方社会关系的保护性架构,在更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展开。这导致了乡村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部分人群成为地权商品化的直接受益者,成长为乡村社会的新兴阶层,另外一部分则陷入债务危机,不断变卖田产沦为佃农甚至是失地流民。总体而言,契约缔结的方式和习俗由汉人移民引入黔东南地区,逐渐为苗民社会所接受,契约秩序的运行得益于地方原有社会文化体系的支撑和保障,行政力量和市场因素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契约秩序运行之时,最终也促使社会结构发生进一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