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而资金要素是农村经济发展最为稀缺的要素。这样,农村金融己在客观上成为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进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对于如何才能再次激活农村低迷的经济现状,有一点已达成共识:改革现存的体制。其实一种新的尝试已经在有些地方开始了,那就是合作制,这是必然而且自然的。农村合作金融的合作制改革,一方面解决了目前农村资金短缺的矛盾,而且,不仅从资金上,更重要的从理念上为农村经济体制的进一步优化打下基础。 以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合作金融,在我国已有 70 多年的发展历史。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在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下,农村信用社逐渐脱离合作金融的轨道,演变为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丧失了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与职能。1996 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农村信用社以“重建合作制”为主的发展的方向,拉开了信用社改革的序幕。经过近 7 年的改革,在充分肯定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面临的问题依然突出,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有效解决。在理想化指导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有合作之名,无合作之实。这不仅表现在它们的组织形式、服务对象、经营目标、运作机制、收益分配等方面与合作金融的标准有较大的距离,而且也没有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相反,在政策上几乎是与商业银行同样对待。所以,要拓展我国合作金融的存在空间,必须进一步培育“合作”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必须有政策导向。否则,仅仅是合作社产权主体的身份变化,并不会导致其行为变化。 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农村合作金融存在的客观基础,农村合作金融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制度绩效和原因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和分析,从而提出重构农村合作金融产2权制度,建立多模式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应当说,对于合作金融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讨论,但是与已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合作金融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主要强调政府与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关系,并围绕着这一关键的互动关系,分析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阐释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农村合作金融问题的战略措施,强调其战略意义,力图为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西方发达国家合作金融的发展与特点。本章选择了合作金融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国家德国、美国、日本进行分析比较。德国是世界农村信用合作制的发样地,美国是当今信用合作非常活跃发达的国家,而日本农协包罗万象,独具特色,且与中国有相似的国情——人多地少。通过对德国、美国和日本合作金融发展模式与特点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的观察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金融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国外合作金融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演变,现在仍然保持了这些基本经济特征和原则,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这些基本特征,对我国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章为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在这一章中通过回顾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认为我国农村的合作金融组织改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信社摆脱“官办”的阴影,目前,广大农村虽有金融合作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长期以来,除建国初期外,信用社似乎并未真正发挥其优势。我国的合作金融组织一直在官方的阴影笼罩下,几乎没有真正地贯彻过合作原则。对广大农民来说,谈及“合作”色变,似乎又要走回过去的“大锅饭”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在过去中国的扭曲发展使得现在中国的农民对于其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有朦胧的、朴素的需要合作的动机,但又缺乏一个可信任的机构给以指导 。沿着这一思路,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解决“合作制”与“商业化”的组合和权3衡,以及怎样把合作金融办成真正的农业和中小企业的金融组织,并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等问题。第三章是国外合作金融发展的启示及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构想。在人类合作思想基础上普遍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国外合作金融运动,对我国现阶段合作金融改革发展在许多方面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其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既坚持合作制的核心原则,又注意适应社会经济时代变化而适时调节,是合作金融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2)完善组织体系是合作金融发展的必备条件;(3)基层信用社的合作制是维持整个合作体系的基础,是整个事业发展的关键;(4)允许合作金融发展的多样性;(5)允许并鼓励合作金融机构适时变革和创新;(6)实施有效的监管与合作金融自身的业务管理,并与基层组织的民主管理紧密结合,是合作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通过以上的分析,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农贷应该体现平等和独立内涵,是一种市场合约。农信社体制的可能去向是继续沿着其内在逻辑走向国家政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