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社会分工与合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这种新的共同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集团成为整合分化后的社会主体的重要组织结构形式。社会在分化的同时，社会的组织性和自治程度也随之增强，形成更多的利益形态；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不断扩张，为市场主体在利益上结盟，并形成利益集团提供了条件。基于相同利益的追求，促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实结果，这种结果便出现了所谓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在社会中所处的利益地位不同，各个利益集团竞相争取自身的权利，利用各种资源对行政和立法部门进行游说，必然带来法律上的博弈。它们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反映到立法过程中，这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同时也反应了利益之间的交织，集团为了实现和保障自身利益，对立法者进行游说，通过立法者的投票将自身意志转化为政府意志。利益集团在游说过程中，不同的利益被整合和表达，众多个体的参与扩大了政治民主，加强了人民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促进了公民与立法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加快公民社会成熟发展的脚步。游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润滑剂，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游说在立法、行政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本文通过对立法游说主体——利益集团着手，针对现实存在的利益集团活动，利益之间的博弈，基于理论的探讨，试分析利益集团的本质和厘清相关概念，了解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进而了解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游说活动发挥出的影响力。通过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对立法的正面及负面影响，以明确游说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在制度不健全的体制下，“立法游说”往往容易导致“立法腐败”的发生。游说立法的理念是“阳光法律”，而游说法在所有阳光法案中的立法难度是最高的，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加拿大和我国台湾地区有相关立法。建立立法游说制度意在让每一个游说行为都暴露在“阳光”之下，由公众自行审视其游说方式的对与错；目的是既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有所约束，让民众知道政客信息和礼物的来源，同时保护社会各层面表达意见、表达诉求的权利。由于各个地方发展情况不同，民主化程度也有所不同，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利益集团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台湾地区的游说法主要是参考美国相关规范进行设计，二者的制度之间存在较高的比较研究意义。本研究主要借鉴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游说的立法和施行经验，探究两个地区游说文化与游说规范的差异，以及游说制度的实施产生的正负面影响，进而从整体把握立法游说制度在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共性与差别，分析立法游说制度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