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问题,不单关乎教育,同时也是一个关乎政治和社会的复杂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积极推动流动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要保障流动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和完善落实流动儿童升学考试实施办法等政策,突显出政府在推行新型户籍制度改革中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高度重视。浙江省每10个儿童中就有3个流动儿童,杭州又是浙江省流动儿童较多的市,全市在杭就读流动儿童占学生总数的34.07%。截止2014年9月,下城区有中小学教育机构30家,区在校中小学生总数33935人,其中,流动儿童15464人,占学生总数的45.57%,大大超过了浙江省和杭州市的比例。城区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有限,无法“全面”满足流动儿童就学的需求,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教育资源供应不足的缺陷。但是,流动儿童教育“有书读”和“读好书”的困境依然明显,入学难、待遇不公平、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下城区创办的“明珠教育集团”是杭州第一所专门招收民工子弟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下城区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对其研究能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再现下城区的基层经验,为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动儿童教育提供借鉴。由于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流动儿童作为弱势群体面临着来自流入地城市的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排斥,流动儿童在城市还无法享有与城市儿童“同等”的社会待遇。因此,消除流动儿童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所遭遇的排斥,加快其城市社会融入,是当前我国实现“人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应该说,针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很多,这些研究主要从教育学视角出发居多,这为深入分析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些研究的“社会政策”视角不够深入。本文以社会排斥理论为研究框架,从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四个维度全面分析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所面对的困境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有效解决问题的对策性建议。从社会排斥理论视角来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所面对的困境是多元化的,其产生原因必然涉及政府、学校、社区、家庭等方面,具体表现为制度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以及社会关系排斥。制度性排斥上,由于户籍制度和升学制度存在限制,流动儿童在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中都遭受了不平等待遇,制约了其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经济性排斥上,家庭就业压力和生存压力的存在,使得流动儿童在教育的丰富性和教育的持续性上面对双重困境,限制了流动儿童教育内容的发展；文化性排斥上,由于家庭的社会性迁移频繁,户籍所在地文化和流入地文化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冲突明显,加剧了与城市主流文化的矛盾；社会关系层面的排斥,由于“外来和流动”的社会性标签明显,城市成年人群体和城市同辈群体在社会关系和支持网络选择的偏好直接影响了流动儿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分割直接影响了该群体的社会融入水平和城市融入的质量,并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近年来流动人口中未成年罪犯的增加就是明证。因此,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在制度性和政策性层面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在基层学校和社区等层面的基层重建。作为流动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属于政府的公共产品的义务教育,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多元合作”达成有效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落实,来加快社会管理的创新,逐步消除制度排斥；改善就业环境,拓宽就业渠道,切实保障相关权益,消除经济排斥；合理挖掘学校的办学潜力,重抓家庭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引领性”,消除文化排斥；创新基层社区管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发挥“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联合效应以消减社会关系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