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可谓兼顾市场和文学性的成功范例,其作品不仅数次获得文学奖项,还通过影视改编获得了市场热度。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严歌苓在其创作中通常刻意沿用某些经典主题、化用某些常见事典并在自己的几部小说之间形成互相解读,不仅实现了对原文本的批评,还通过增添新的阐释以表达一种逆反、欣赏或超越的主体意识,因此,“互文性”理论提供了更为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模型范式的重复现象。严歌苓在接受中西方文学的多重影响后,其作品主题的表达呈现出一种诗性特质,她通过世俗常人甚至是底层群体的行为活动,来完成“西绪福斯”悲剧、“地母”神性、“追寻”寓言、“重生”仪式等意义崇高的神话主题表达,构建起体察人类文化命运的宏观高度。同时,严歌苓借用某些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的情礼斗争内核,以此来体现与当下主流意识、社会权威、政治话语的抵牾,突出作者独立思考的主体意识。除此之外,经典小说和戏剧文本为严歌苓提供了情节模式的参考,它们与神话传说原型有着相似的特点,那便是趋于稳定的故事结构。同样,这种在长久发展中足够完善的经典模式背后,也透露出大众的文化审美倾向,而严歌苓在保留这些经典模式的文化、社会含义时,更多的是以一种戏拟姿态嵌入了当下事实情境的书写,不仅由此置换了原文本的古典意蕴与艺术氛围,还进行关于性别与政治、东西方文化、两性之间隔膜的反思。由于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多是取自于文字资料或自身经验,因此关于人生体验的叙事是不可避免的。在关于作者的成长叙事和青春叙事中,严歌苓通过某些人物与情节的重复书写,体现了她对原文本叙事的改进与提升,不仅人物与故事在多次的塑造中更加立体、完善,关于人性的探讨也愈见深入,最终严歌苓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工团”、“作家大院”,加强了作品之间的系列性。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体现了“互文性”的独特艺术功能,它解释了作家“重复性”或“模式化”的意图所在,不但能以神话传说形式提升作品的诗性品格,还能够借鉴经典文本的影响力增加小说的关注度与畅销度,对严歌苓而言,其创作中大量互文性手法的运用是出于主体能动的选择和有把握的技法使用。由此可见,“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重复性与模式化的不可避免是有一定价值的,当然,也由于不断重复的人道主义高歌、对市民文化的暧昧迎合等,严歌苓的创作也面临着难以自我超越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