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到1945年战败,日本经历了长达15年的战争。保证战争顺利进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国家利益,所有的行政干预管理都以此为中心进行。日本政府为保证战争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和物资的供给,对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干预和管理。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婚姻生活自然也成为日本政府行政干预管理的对象,使构成婚姻生活要素的择偶、结婚、生育、家庭角色等也发生了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变化。“满洲事变”爆发以后,开拓团员和伤残军人结婚难成为阻碍战争顺利进行的一大社会问题。为保障战争顺利进行,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团体设立结婚介绍所,扮演媒人的角色,以公权力对女性的择偶进行干预和诱导,使之与国家最高利益相符,服从与战争需要。日本政府的把结婚作为支援战争“报国”行为的宣传,简朴结婚仪式的提倡,以及对女性特别是出征士兵妻子贞操的管理监视,消除了出征士兵的后顾之忧,使之全力以赴作战并使国内社会秩序安定的同时直接控制了私人领域的婚姻生活。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政府面临兵源补给,国内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为取得战争胜利,增加人口成为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通过把初婚年龄提前三岁,一对夫妻平均五个孩子的人口目标的提出以及优生措施的行政干预,日本政府把女性生育的各个阶段都置于控制之下进行管理。战争引起的人口问题把私人领域的生育问题纳入到公共领域,使日本女性成为作为人口再生产母体的“生育机器”。为取得战争胜利,日本政府更加严格控制国民生活,并于1938年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要求国民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战争支援。为了让女性全力支援战争,日本政府及其御用妇女团体动员女性踏入社会,参加战争支援活动。以顺从,正直,甘于牺牲为美德的“贤妻良母”的女性理想形象中被加入了战争支援这一要求,培养与“皇国之道”相符合的“皇国民”,把丈夫、儿子送上战场,为国家利益积极支援战争成为女性被要求的作用之一,而且,妻子和母亲的形象被扭曲,被戴上“靖国之妻”、“军国之母”的“光环”,沦为军国主义战争宣传的舆论工具。“父家长制”之下,婚姻是服从于家族利益的,战争中,家族国家观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结合达到了顶峰,“家”就是“国”,“国”就是被扩大化的“家”,战争的胜利被提升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时,婚姻所服从的家族利益理所当然被提升为国家利益。战争中,女性的婚姻生活虽然在诸方面产生了新的形式,但是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并没有实现婚姻自由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在家族国家观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统治和国家行政的干预管理之下,通过牺牲自己的婚姻生活去支援战争,在成为军国主义战争牺牲品的同时,在客观上也难免沦为军国主义战争帮凶的命运。本论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章,提出了与本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先行研究、研究动机、方法、意义并对与本论文有较强联系的内容解释说明。第二章,围绕日本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引导日本女性改变择偶标准适应战争需要以及对婚姻管理的加强考察了战争中日本女性的婚姻状况。第三章,战争的长期化使人口“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成为战争的要求,以此为背景,考察了行政干预之下日本女性的生育行为。第四章,对行政干预管理下日本女性作为主妇和家庭教育者的家庭角色以及妻子和母亲形象向有利于军国主义战争的方向转变进行了考察。第五章,对战争中日本女性婚姻生活的变化与不变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