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除了市场规模、贸易投资政策、双边汇率、基础设施等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因素外，学者们开始将制度质量及制度距离引入OFDI的研究中。而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OFDI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将不断被我国企业挖掘。然而沿线各国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使得制度距离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本文选择制度距离为研究视角，锁定“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制度距离对我国在这一区域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区域具体的制度环境，系统分析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本文将制度距离细分为管制性和规范性制度距离，运用2003-2015年跨国面板数据，选择市场规模、经济环境、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海外投资示范效应四个控制变量，建立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两种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管制性和规范性制度距离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有负向影响，企业更偏向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其次，传统的影响因素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选择行为依旧重要；最后，基于管制性制度距离的复杂机制，初步回归结果并不能体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管制性制度环境的优劣。因此本文对其方向性加以区分并检验，得到：中国企业选择管制性制度环境恶劣的国家投资时，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明显；选择环境较好的国家投资时，制度距离的影响更大。因此，选择第一类型东道国投资时应注重制度风险的评估，选择第二类型的国家时应注重制度环境的优劣，以缩小管制性制度距离，促进投资。对于减小规范性制度距离，则应注意本土化经营战略和民间经贸合作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