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商人群体开始初步整合,以商帮的形式引领商业化浪潮向全国扩展,并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风俗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变动必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有所体现。明清商人资料稀疏分布于卷轶浩繁的正史、方志、别集、笔记、小说、谱牒、碑刻等文献中,尤其是碑刻当中以商人主角的墓表、墓志铭、功德碑、祠堂碑等传记类文章,到目前为止,还尚未被系统整理和充分利用过,因而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前景。笔者通过搜寻明清时期的碑刻实物、碑石拓本,以及拉网式翻检学界认定的碑铭录文等方式,从中采集、整理出商人传记文章共计588篇,拟以此为文献基础和研究对象,将明清时期的商人传记从社会、文化背景再到思想性、艺术性特征等所有关键领域作一全面、细致的考察。论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简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目的与缘起、研究现状和学术意义,对“碑刻”、“传记”和“碑传”等相关术语作一个概念性界定和初步探讨,并以此为契机明确划定本论文的考察范围,从而进一步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章论述《中国古代商人传记的起源和发展概况》。传记文化中商人的文本地位以及基本形象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反映。中国古代是典型的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重农抑商一直被精英阶层奉为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与国政传统。正因为如此,汉初司马迁创作《货殖列传》,在其中盛赞先秦富商巨贾“三致千金”、“与王者同乐”之类的慷慨行迹,这种以“亲商”、“重富”作为叙事主题的书写笔法,虽然成就了一篇中国商人传记的开山杰作,但也在长久以来仅仅作为近乎于曲高和寡的绝响而存在。一直到明清,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当工商业迅猛发展,市民文化更为发达,非主流思想异军突起,程朱理学的义利观逐渐退潮之时,商人阶层长期以来的边缘化的社会角色才发生重大改观,商业文化与文学场域也随之开始建立起紧密而友善的联结,这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明清商人传记得以发展繁荣的有利环境。而碑文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保有着民间公认和官方授权的权威色彩,因而商贾碑传所赖以产生、衍变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土壤,相比较于其它商人传记而言,既有其别无二致的典型性,也有其得天独厚的特殊性。第三章论述《碑刻所见明清商人传记之碑传作者研究》。作为服务于礼仪活动的文化综合体,碑铭墓志连接着实际的人、事、物,其刻意展现的重点是以碑主为中心向外自然延展的私人运作网络,尤其是碑主与封建官场、文学界、书法界诸领域的精英人士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昌盛,新四民观的出现与普及,还有科举危机的日益深重等等,凡此种种,使得连在中国古代精英地位最为稳固纯正的官僚士大夫也再不能对崛起中的商人群体熟视无睹了。一方面士人为治生纷纷投入经商大潮,本身成为商人的一员,另一方面士人和商人的互动机会大大增加,他们与商人结成了婚姻、师门、朋友、东伙等等复杂的人情关系,这两方面的影响,促使明清士人得以突破旧有的阶级隔阂,蜕变为商贾碑传的书写主体。而士人为商人树碑立传,也不单单是出于人情礼仪而已,他们撰写商贾碑传的动机,已然从商人家族直接关心的满足仪式需要以及慰藉告别对象的人生遭际这两个最基本意义的表达延伸开来,举凡道德之教化、文论之阐明、时弊之揭露、政见之发扬,等等,无不汇注笔端,形诸碑石。商贾碑传的创作往往与现实的世风民情和时事大局息息相关,这个特征实际反映出士大夫作为精英人士在社会大变革之际对于商人的社会角色与文化价值已经有了新的关注和考量。第四章论述《碑刻所见明清商人传记之商人研究》。明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趋于复杂多元,各阶层之间相互流动的速率也空前加快,商人以及商人推动的商业化浪潮是这次社会大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商业利润的刺激使得更多阶层的人涌入了经商的大潮,从官僚、地主、儒士、农夫,乃至妇女、流民、僧道、残疾人士,无一不是构成商人群体的重要来源,明清商人的社会成分、从业者数量以及相关人群的数量都有显著的增加;不仅如此,明清时商业市场的规模和组织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相较前代而言,均取得长足的进步。这在宏观上表现为农业、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长途贩运规模的扩大、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初步形成,微观上则体现在资本筹集方式的多样化、商业伦理的定型与发展以及出现更为灵活高效的商业经营方式等等。诚然,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仍属于传统商品经济的范畴,它虽有向前发展的内驱力,但尚未达到可以引发整个社会发生质变的阶段。然而这一时期商人阶层的资本运营与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相互契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却是前代所难以比拟的,明清时期的社会财富能够顺畅而快速地流入商人阶层手中即是明证。与此同时,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佳的社会观感与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在这样一种外部压力之下,商人积极寻求社会身份的转换与上移,读书业儒、参加科举、与士人联姻乃至捐官纳监等多种行为,已经成为商人群体除本业之外的生活常态。商人家族中天资高的成员,通常会举业有成,加官进爵,更多的商人子弟则成为慈善家、书画家、收藏家、旅行家、园艺家、社会活动家或学者、文人的赞助者,等等。明清商业所促成的社会流动,既包括纵向的阶层位移,也包括大量价值大体平等的角色互换,商业俨然成为当时各个阶层、各种行业转换身份、改变命运的加速器和中转枢纽,商人资本的快速增殖与合理利用则是这种社会功能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条件。应当说,“正名分”、“述功德”是碑铭墓志的两个最为基本的文体职能,商贾碑传的书写者则将商人的职业特性与碑铭的文体特性完美结合起来,真实表现了商人群体身份归属的多重性与易变性,这就使得商贾碑传成为今人了解明清时期阶层流动与职业转换的最具有推断价值的文献之一。第五章论述《明清商贾碑传对商人的书写》。在中国古代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上,偏见与歧视一直占据着书写心态的主流。明清时期的商贾碑传则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商人世界,商人在其中不再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龙套”或“丑角”,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心人物和正面英雄来书写。正因为商人的文本地位已经从根本上翻转过来,所以商贾碑传的书写,在素材处理、形象塑造、情感表达以及言说语体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和成就,并具有非比寻常的艺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商贾碑传的书写者,尽管在人际关系、仕途学养、传记风格、文学主张等等方面千差万别,但他们在碑传文本中仍然寄寓着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如肯定商人“治生”、“求富”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歌颂商人的“睦姻任恤之风”、塑造商人的完人形象等等。总结明清商贾碑传中的成就与局限,可以发现它们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思想的叠异,又带有相当深刻的传统痕迹。如果将其与其它文献中的商人传记作一番比较,商贾碑传的这种复杂矛盾的书写风格就会更加鲜明地突显出来。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文中的主要观点作进一步的强调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