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关于德国高速公路乘用车收费(Pkw-Maut)的话题争论不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支持者认为引入乘用车收费法案可以缓解德国多年来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不足的现状;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带来巨额的管理费用,难于实行,并且与欧盟的“反歧视原则”相违背。尽管面临来自多个政党的强烈反对,该法案还是在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夫(Horst Seehofer)的强烈主张下,正式被写入2013年大联盟政府施政纲领。2015年9月欧盟以该法案不符合欧盟一视同仁的原则为由提起诉讼;最终德国交通部把收费草案中关于德国车、外国车之争转移到“对环境造成负担大的车辆”上,和欧盟委员会达成一致。201 8年1 0月联邦交通部正式将汽车收费业务交由奥地利一家公司代为经营,预计到2020年中期开始正式施行。乘用车收费法案是目前德国热点政策之一,其一波三折的推行过程中,各类矛盾焦点都为研究德国执政联盟传统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很好的观测点。例如基社盟在201 3年联邦大选中采用的竞选策略以及之后的组阁谈判过程等都将是本文主要的研究角度。系统梳理乘用车法案的推行过程,将有助于理解默克尔领导下的第三届大联合政府的政策议程特点,也将会对目前德国政策研究中的进程问题作出有益补充。本篇论文最重要的目标是打开政策过程的“黑箱”,揭示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从问题提出到进入议程、规划等环节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以尽可能清晰、严谨地勾画公共政策制定的完整图景,与此同时将尝试回答以下3个问题:(1)该政策从问题演变成为政府议程的历程和特点;(2)该政策成功设立的因素和主导驱动力;(3)如何借助多源流理论框架对德国政治体制下的议程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德国交通等领域的议程设置和决策过程运行机制。论文将借助于金登的多源流理论这一分析框架,对德国乘用车收费法案的议程进行研究。该理论主要包括对三大源流,政治之窗以及政策企业家的分析。同时本文将多源流理论与行动者中心的制度主义两者相结合,突出制度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全面地理解政策形成以及推行的过程,并在分析中采用新制度主义中常用的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性叙述方法。本篇论文将对乘用车法案出台的三条源流发展进行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有政治源流的重要性以及政策企业家的多重角色。论文的最后也将验证多源流理论的适用性和对在德国政治环境中的解释力度。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借鉴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中有益的观点,对多源流理论框架进行补充,使其成为一个更有竞争力和说服力的理论模型。二是通过分析,发现在德国政治生态“碎片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组阁谈判在德国政治生态环境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近几年德国组阁谈判包括之后签订的联合执政协议成为了不同党派政治交易的手段和舞台,对于政府长期的政治决策部署影响日益增大。三是将行动者与议程有意识分开,突出政策企业家在多源流框架中的重要作用,弥补了既有研究对于政策企业家的领导力关注不够的缺陷,丰富了对政策企业家角色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