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中国和西方古代城市史的研究中,道路网络都是基于战争和政治的目的建造起来的,承担着国家整合功能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空间边界也沿着道路网络向郊区扩张,使得用于车辆通行和行人交通的道路空间的需要逐渐掩盖了建设供军队行进的大街的需要,服务于政治目的的道路通达性朝着城市市民日常出行的通达性转变。基于这种背景,公共交通的出现与发展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最广泛基础的城市市民的空间位移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公共交通系统始终会出于供需关系和技术迭代的关系而受到各种冲击。以出租车行业为例,近些年,凭借着互联网共享经济模式对车辆闲置资源高效、便捷的调配,与前期国际资本的巨额投入,以Uber为代表的网络出租车服务撬动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奶酪,但这些私有汽车却规避了出租车行业的牌照管制,从而引发世界各地传统出租车司机的不满与抗议。本文关注国内出租车市场中出现的几次标志性事件,通过文献研究、话语分析,并对传统出租车司机进行访谈的研究方法,对逐步式微中的传统出租车行业,运用共享经济这种新兴话语的网络出租行业及城市市民如何表达各自对道路空间的合法占有权的话语策略进行研究发现,为了争夺道路空间巡游营运的合法资格,传统出租车行业先后发起了一系列空间展演以向政府权力部门、资本企业以及城市市民昭示其拥有行政特许的唯一道路巡游经营权;传统出租业务网络化变体的神州专车也在新浪微博中发布一系列以“Beat U我怕黑专车”为主题的广告,将Uber等网络出租服务界定为“黑车”,并批评其带有一系列社会风险,认为其是非法的、需要被规范的对象。不同于传统出租行业采取的权威性话语逻辑,城市市民基于自身日常经验逻辑,认为Uber等网络出租模式不仅趋避了乘坐传统出租车时遭遇的巨量消极体验,而且这种经济模式是技术发展下的“未来趋势”,理应处于被扶持和优待的地位,从而建构起一套从微小到“宏大”的社会话语策略。而最终,拥有福柯所说的“审判性真理”的规训权力的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法规的颁布,让渡出部分的行政合法性,宣布基于共享经济模式的网络出租车拥有合法地位。但可惜的是,当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资质门槛跃升和资本逐步撤离时,作为司机和乘客的网络出租车服务使用者又回复到交通费用和交通时间都增多的旧循环中,依然没能逃脱处于政治经济形塑下的空间殖民化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