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的各种行业领域中不断发展和应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机器能够完成人类智能化的活动,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但生产力的解放推动着新生产关系的出现,并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与旧的社会伦理道德之间会产生诸多冲突乃至对抗。智能传播本质上是机器替代人来实现信息传递最优化的活动。算法推荐作为智能传播中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它以技术的逻辑和生产机制在塑造和维持一种新的信息创作和分发的生产关系,并主导着行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因而,将算法推荐作为分析智能传播中伦理失范的例子,对于我们重新反思和厘清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纾解当前智能传播伦理面临的困境,就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鉴于智能技术已深刻嵌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与机器呈现交互建构的趋势。从宏观层面上看,智能技术不断繁荣和便利人们生活,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主导方式,并促逼着人们严格按照一种科学支配生活的方式在经验生活,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去道德化的境地。在新闻传播领域,算法逻辑迫使媒体机构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作出适度调适,媒介产品逐渐被过渡商品化和标准化,致使网络空间与生活空间离散化趋势不断扩大。算法作为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相关经济集团和政治群体会争相夺取其控制权,以谋求私利。从微观层面上看,个体的行为受到社会客观环境的影响。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个体在网络活动时间逐渐增长,算法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隐性的社群,促使着个体的传播行为在群体的压力下进行,使之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和偏执性的色彩。另外,在拟态环境中,传播主体作为一个虚拟的人格进行网络传播活动,伦理道德的约束力在不断削弱。最后,当新技术的出现与旧有的道德伦理体系产生巨大冲突时,社会上不能及时形成新的道德伦理体系和法律法规,导致社会无法对个体进行明确而有效的行为引导。新闻传播活动必须建立在社会公共性和人为关怀的基础上,是使人的理性价值引导技术价值进行智能传播实践活动。智能传播技术也应走向一条以造福全人类幸福为总目标、以人为本为总原则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建立与智能传播技术相适应的媒介伦理体系,不断拓展和深化媒介伦理的内涵。其次,构建新闻传媒行业的底线伦理原则和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水平,以增强传播主体的责任感。再者,加强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建设,并建立媒介技术伦理的“软着陆”机制,以缓解智能传播技术与传统伦理道德形成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最后,通过立法实践和多层级的监管体系,将智能技术的发展牢牢限定在法律的界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