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它吸收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心理学、政治科学和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与当代西方许多流行的理论思潮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后殖民主义利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在知识、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后殖民批评指出，在殖民时期宗主国不仅对殖民地实行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掠夺，也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歪曲。张爱玲有着香港、上海殖民地的社会生活经验，她的创作是不同文化冲突交融的结晶，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文化在殖民过程中如何相互冲突又相互交融的复杂过程。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糅共生的特征的时代。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一切假想的“中心”意识和陈腐观念均被打破，在后现代多元思维模式的指引下，张爱玲的研究也应该被放置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之中。本文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对张爱玲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揭示张爱玲在中国后殖民文学中的拓荒者的价值。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张爱玲的作品描写了处于殖民“凝视”之下的沪港社会，他们是被看的“他者"。在华洋杂处、新旧掩映的殖民地香港和上海，殖民地与宗主国、东方与西方不同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被奇异地混杂在一起，成为殖民地所特有的景色。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殖民者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却无处不在。梁太太家结着红灯笼却又撑着洋伞的园会、大热天穿着扎脚裤的西崽、打扮成赛金花模样的香港女学生……这些中国传统中的旧物被刻意地展示出来，以赢取殖民者的欢心，满足他们对神秘东方的猎奇和窥视欲望。另一方面，东方又被看作是西方的陪衬或“他者”。在殖民地香港，中国人被看作是没有个性的、呆板的、木讷的“黄祸”，是低于殖民者的劣等民族。这是西方殖民者建立在殖民统治利益基础之上的“他者”形象，体现了强烈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压制。第二部分：张爱玲反抗这种殖民凝视的方式就是颠覆和模仿。张爱玲站在本民族的立场来描述本民族的生活，对殖民地统治下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进行了颠覆和嘲讽，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新的力量。如《桂花蒸·阿小悲秋》用一个旧式中国女仆的眼光打量她的外国主人，用微妙的讽刺描写女仆阿小模仿主人的语言和行为，用漫不经心、诙谐幽默的语气将殖民者的小气、多疑、爱情冒险家和投机家的特点暴露无疑。相比之下，被殖民者却是勤劳、善良、聪明、能干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张爱玲的视野是尖锐而深刻的，她既看到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也看到了殖民者也是受害者这一事实，如《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第三部分：后殖民主义鼓励作家们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以抵消他们从欧洲接受的各种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文化是社会改造的一个中心战场，民族主义者只要从自己的文化源泉汲取灵感，他们就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再现自己。因此，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张爱玲的成名作都是用母语即汉语写成的，她的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刻画、文体模式等方面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民族文化精神。张爱玲对中国古典艺术情调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偏爱，表现了她内心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维护，是对殖民者文化同化策略的抵制和反抗。她用回到过去的方式促进了本土文化、语言和精神的复苏，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学，并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实现了对殖民统治的颠覆性的叙写。第四部分：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殖民统治下女性的悲惨命运，第三世界的妇女由于受到双重权力话语即西方帝国话语和本土男权话语的压制而成为沉默的群体。一方面，殖民地的妇女受到了西方帝国话语的压制，这种帝国话语的压制主要表现在两个地方。第一，殖民地的妇女在生活习惯、行为举止、穿着打扮等方面受到了殖民文化的影响。第二，殖民地的女性还成为了殖民者欲望的投射对象。另一方面，殖民地的文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妇女在殖民地也受到了来自男权话语的压制。张爱玲以她对女人和大家庭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叙写了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恒常处境：几千年以来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是失语的，沉默的，她们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