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名称是“士”,但“士”作为知识阶层崛起于世却是在春秋、战国之交。士作为知识人从兴起之时便成为了道的承担者,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无职奉之人。这也就决定了士从诞生之日起,便与“道”和“仕”天然相关。谋道不谋食是先贤设立的“仕”标准,但是形而上的精神追求不足以支撑形而下的物质困窘。所以,在探求精神世界丰盈的同时,士在物质世界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困境之中。中华文化根于“礼”,礼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改造,它从“祀仪”逐渐丰富发展为“礼俗”、“礼制”、“礼义”等,“别”是其外在秩序的要求,“仁”和“让”是其精神内核的体现。然而,在后世的发展中,礼却变质为摄取权利的手段。作为一部以士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儒林外史》关注核心的就是礼的价值变异和士人的违礼行为。在礼的价值变异方面,它主要体现为在政治权利中心,圣人之旨成了获取政治权威和经济利益的工具;而在政治权利中心之外的士人个人生活领域,礼又被士人义形于色地用来维护一己之利。在记录士人挪用儒家言语行违礼之事的同时,作为以公心救世的作家,吴敬梓也在思索着拯救社会人心的良方。泰伯祠祭祀是其恢复礼仪世界的最初构想,通过对礼仪的操练突出礼仪践行的重要意义,以礼仪的践行恢复士人丢失的风貌。然而,这些设想却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轰轰烈烈的祭祀以凄凉收尾,践行礼仪的人物陷入了迷惘与无法排解的伤感和挫败之中,甚至礼仪的组织者最后也感到无所归依。泰伯祠祭祀构想失败后,吴敬梓又在进行着新的探索。杜少卿的守礼与违礼行为,分别体现了作者以礼规范世俗人心的构想以及对这种构想的怀疑,而篇末四奇人的惬意生活,则是作者想出的保持士人品格的最后出路,也即是:只有远离利益得失,文人才能真正拥有文化意趣。吴敬梓以礼来恢复士人品格的原因有二:一是颜李学派的影响,二是家学的浸润。家学的浸润为其提供了精神根基,而风靡一时的颜李学派则为其提供了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