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成了阐释翻译理论,从而避开了传统翻译理论所体现的原作者中心论,重新审视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不管是“语内”还是“语际”翻译,都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在对两种文化的全面、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再创造;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不同文化间的互渗。这当中,涉及到其它许多因素,诸如文化历史、语言形式、意识形态、身份地位、文艺理论主张及个人的艺术爱好等。在对阐释学理论的阐述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动态历史进程,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样性,多层次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本文详细地分析了阐释学的代表人物及他们的理论主张,比如斯莱尔马赫的阐释理论,海德格尔的“前结构、本体论转向”,还有20世纪的伽达默尔的“前理解、阐释循环、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也论述了阐释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和他的四步“阐释运动”学说。但是,斯莱尔马赫的方法论是从心理学解释角度去认识被理解物,完全排除理解者本身的因素,认为译者应该进行角色转换,把自己变成原作者,以原作者的身份去把握、去理解原文。其实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与斯莱尔马赫相反,现代阐释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很强调理解中的主体参与度,把理解者从台后拽到了台前;乔治.斯坦纳更是把翻译进行程式化,似乎按照所谓的“四步法”就能解决复杂的翻译问题;而实际上,这“四步法”却给误译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阐释学理论,论文探讨了在翻译中存在的有意误译,并以朱生豪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蓝本,分析了朱生豪先生在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的文化历史、语言形式、意识形态、译者身份地位、文艺理论主张等,以及朱先生在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及所做的有意误译,在对朱生豪的有意误译分析之后,本文指出传统上受到批评的误译通常负载着译者浓厚的主观性,以及表面上似乎失败的语言转换结果却是在译者的特殊使命下,原文在新环境下获得的重生;本文也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译者所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妥协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