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是一个当前十分关键的问题,其中有诸多细致的问题尚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梳理取得的学术成就,把握当前的研究态势,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向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论文所探讨的“本土化”问题既属于中西比较诗学中存在的具有共性的问题,同时属于叙事学本身发展的问题,两者存在交叉之处,因此必须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缘起。可以说,“本土化”问题早在中西比较诗学之初就已经被意识到并提出,其在西学东渐与中西文论对话过程中如影随形。就传播与接受的规律而言,任何一种异域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存在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目前很多学者从“全球化”、“中国化”、“民族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本土化”的内涵。在综合考察国内学者对“本土化”各种研究后,笔者采纳了从中国语境的分析思路,因为语境化就是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所以“本土化”与中国语境构成正向关系。笔者基本按照新时期的三个十年的语境变迁,即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语境、第二个十年的“多元性”语境、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来分析“本土化”相应的内涵,即西方文论的翻译引入、阐释对照、中西文论对话的不断深入。叙事学从传入中国以来,其“本土化”历程也遵循上述的基本线索。在第一个十年的“一元化”的语境,“本土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化”,主要是将西方论文用中国方式表述出来,因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到了第二个十年的“多元化”语境,西方文论在翻译的基础上不断被鉴别阐释和运用,因此这一语境的“本土化”不再是简单的表述上的“中国化”,而是有了建立在对西方文论精神领会基础上的“化中国”的新内涵。所以从这一角度讲,“本土化”又不简单等于最初的“中国化”。到了第三个十年的“多元对话”语境,“本土化”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是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与之相应,“本土化”不仅指要将异质文化在本土吸纳,还要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参与对话。按照上述语境的变化,西方叙事学的中国“本土化”内涵从四个层面展开:一是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翻译的中国化问题;二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这其实是西方文论话语精神层面的中国化问题;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这其实是西方话语在经典及经验阐释上的中国化;四是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这其实是在西方文论激发下中国文论的对话要求。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中国阐释和中国式运用分而论之,阐释和运用往往是一体的,故与三个语境对应形成了四个层面。值得说明的是,这四个层面大致与三个语境的前后顺序对应,但不是时间上的截然独立而是互相交织的,也不是严格的对号入座。按照“本土化”内涵的这一理解,论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是对本土化视域下西方叙事学的汉语译介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的基本思想与理论演进的梳理。为此回顾了叙事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主要是柏拉图对模仿与叙事的区分、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相关思想;梳理了叙事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即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分析了法国结构主义到经典叙事学的具体过程,重点对托多罗夫、热奈特、巴特、布雷蒙等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分析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流派主要指修辞性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文字媒介叙事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二是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的文献学分析。笔者整理了国内相关的著作和论文,用数学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文献分析,包括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脉络和总体文献分析以及具体层面的文献分析,从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当前国内叙事学研究的问题与特点。第二是本土化语境中西方叙事学的中国阐释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对西方叙事学中术语翻译和使用的统一性问题。为此笔者首先以一些翻译为例,分析了叙事学翻译中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探究。主要是翻译的文化语境与已有知识的干扰、作者思想发展的矛盾性。二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误读问题的深入研究。笔者以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如本土化境遇下对“叙事视角”存在理解混乱,笔者进行了澄清,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视角的理解框架图。在当前国内对“叙事结构”研究存在的问题分析中,首先指出了对国内“叙事结构”的各种表述和带来的分类随意性以及深层理论误区,然后提出了准确把握“叙事结构”的几个关键点,如“叙事结构”与“意义”的关系、从“功能”把握“叙事结构”的重要性、“叙事结构”的层次性、“叙事结构”的多元性等。论文指出,类似的误读问题还有许多,需要认真对待。三是对西方叙事学理论范畴的整体研究中需要强化的方面。笔者选取大量的英文范畴与相应的翻译,对西方叙事学中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具有探索性的比较研究,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范畴归类、范畴体系研究等。第三是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研究。该部分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运用叙事学理论对中国文本批评的得失问题,指出叙事学对当代中国文本批评理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对当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形式观念的产生了很多启发,并从文本批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做了说明,梳理了重要成果、文本分析的主要类型、分析文本的重要主题。在此基础上,以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的运用为例,指出了批评分析具体文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表述的准确性问题、对所运用批评理论的误读、机械套用理论框架的现象,从而对当前文本批评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二是西方叙事学对中国文本创作实践的影响。论文首先说明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然后分析了叙事学对中国当代影视剧的影响,为此以《毛泽东》为例,说明了影视剧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及其叙事效果。第四是本土意识与中国叙事学的自觉建构研究。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旨在探究西方叙事学激发下的中国叙事学问题。一是中国叙事学的主要学者与理论研究视角问题,主要是杨义等对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路与尝试;傅修延、董乃斌等对中国叙事学的史学研究整理;张开焱、高小康等的文化叙事学及中国叙事分析;浦安迪等国外汉学家关于中国叙事学的比较研究等,指出还有众多学者,从而使得中国叙事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二是对中国叙事学的评价与思考。认为其不但对西方叙事学基本思维框架如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视角、叙事人物、叙事事体、叙事作者等方面有充分运用并有所创新,而且有诸多基于中国诗学的叙事学独特创造,如叙事发生、叙事意象、叙事技巧、叙事音律等。最后指出了中国叙事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继续发掘可供研究的丰富资源、在拓展研究方法中要不断思考方法论问题、把握中国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相通的特点和发展走向等。在上述基础上,第五部分进行了概括思考,即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理论方法问题研究。这是论文的结论,该部分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在路径选择上,从不同的文化思维分析了对话的可能性,为此首先回顾了中西文论比较中的原发性问题即文化失语症的提出。然后归纳了当前中西文论对比研究的几种理论观点,也是叙事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包括历史学方法、逻辑解释方法、归纳法、对比参照法、迂回进入的方法等,对之一一进行说明。二是在吸取上述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中西叙事理论通融的可能路径。包括在出发点上坚持叙事学理论的一般性和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之统一,要从中国文化原点寻求中国叙事传统,要研究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体现,思考中国叙事学的独特性根源,确立中国叙事学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首先要学会异中求同,在两种思维框架中寻求意义沟通;其次要学会同中求异:在相似思想线索中发现理论差异;最后要互通有无:从空白与裂缝中激发新对话空间。在论述中选取了很多叙事学理论和概念进行了生动说明。三是在上面的基础上,笔者以《论语》中的叙事特征探究为例进行了分析,在文本分析中尽可能综合性、汇通性地运用中西叙事学的各种方法,意在突出《论语》中叙事的本土化特色,从而回应论文关于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的主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涉及的内容极为繁杂,涉及的学者著作极为广泛,因此在勾勒出基本的线条的同时要突出重点,既要资料翔实,又要关注问题,有理论深度。因此论文十分重视选材、逻辑性及论述方法,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其中文献研究不但进行总体性的宏观分析、而且进行准确性的微观统计。论文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对西方叙事学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误读”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呈现和讨论。在研究思路上,论文以范畴分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始终围绕一些重要的叙事学范畴,体现了理论的高度。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例的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抓住一些前沿问题、难点问题进行研究,为此大量参阅和研究叙事学基本理论,从写作的结果看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如此,由于“本土化”的丰富内涵,还有许多由于篇幅不得不忽略的内容,这将是下一个阶段和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