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供给决策是企业经营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赊销的形式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形成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前支付的形式向供应商提供商业信用,形成预付账款。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企业间贸易往来中商业信用的比重较高,是重要的融资方式。本文以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与预付账款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早期的研究多以企业外部环境不变为假设,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实践的深入,对企业营商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数字金融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样本为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1748家非金融业上市公司,数字金融方面则以北京大学联合蚂蚁集团公布的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省级指数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一级指数作为表征指标。通过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而一级指数中,使用深度的提高是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第二,在对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中介变量,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第三,在对企业规模异质性进行检验时发现,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大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下降更为显著。第四,在对企业性质异质性检验时发现,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供给水平的下降更为显著,且使用深度的提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2013年6月余额宝推出前后,数字金融对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第六,在对地区差异性进行检验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非东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及工具变量法三种方式后,结论与基本回归相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融资、经济平稳运行以及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中西部同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作用。同时,余额宝的里程碑意义对创新型数字金融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