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行贿罪一直采取较于受贿罪相对更为宽容的态度,贿赂犯罪的治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打击腐败的决心显见一斑,坚如磐石,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严惩贿赂犯罪,特别是要从源头上惩治行贿犯罪。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法演进便体现了我国目前对行贿罪的刑事政策为过于宽缓转变为宽严相济,着力于提高刑事处罚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正是在反腐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在本次修正案中,对反腐败的相关制度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旨在加大对行贿罪等一系列突出的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尽管《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罪定罪与量刑的认定仍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基于此提出自己的拙见,以期对我国司法实践尽一点绵薄之力。关于行贿罪的定罪,笔者指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目的,也是其必不可缺的主观构成要件。另外,我们应从相关的理论学说以及立法原意来正确理解不正当利益;行贿罪客观行为的认定,主要是从财物以及行为方式的认定予以介绍;行贿罪的罪与非罪,行贿与人情往来的界限;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界分以及行贿罪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合理界定。对于行贿罪的量刑,行贿罪法定刑幅度的确定标准,包括一般行贿罪、情节严重或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这三档法定刑量刑情节的理解与认定;行贿罪关于适用缓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限制性规定与其他不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情形这一兜底条款的理解;严格行贿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特别自首与立功的理解与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