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雾都孤儿》《艰难时世》《双城记》三部小说为例探讨狄更斯底层叙述的矛盾性:他既发自真心地同情底层,希望能够改善底层悲惨的境遇;同时又不曾真正地融入底层,总是与之保持距离,以俯就的姿态看待底层,甚至惧怕底层的力量。在狄更斯的底层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杂糅在一起的底层世界,一个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以伦敦的贫民窟住户为典型代表的结构性的底层,另一个则是狄更斯在思考如何解决底层问题时所建构起来的。狄更斯在小说中关注了底层的悲惨生活,他们住在肮脏破败的贫民窟,穿着破衣烂衫,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无法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受到中上层阶级的嘲弄与欺压。他看到了这些人的不幸,并否定了资产阶级把贫穷归结为道德堕落的观点,却没有认识到底层的不幸正是恶劣的社会条件导致的。他在试图解决底层问题时无法认同革命的手段。虽然他对饱受压迫的革命者表示同情,但并不清楚革命的实质,对革命的狂热和可能带来的动荡与无序感到不安,也没有意识到革命对启蒙底层、打破现有社会结构的重要意义。对狄更斯而言,想要改变底层的生活、消除社会的不公,又不能发生暴力革命、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改革,即在现有的社会框架内通过法律、道德等手段进行调整。狄更斯为沉默的底层发出声音,发挥了知识分子的职能,让更多的人正视底层问题。这不仅与他幼年的底层经历相关,也深受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关照现实的传统以及英国文学创作中以作品教诲读者的观念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位中产阶级作家,他从未将底层放在平等的位置,以优越的心理、精英的意识来处理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因此,贫民窟成为符合中产阶级想象的危险、邪恶之地,试图反抗的工人和革命者或滑稽可笑或残暴失智,只有符合他的道德要求的底层人民最终获救。狄更斯不是一位激进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作为一名小说家,他的底层叙述至少具有双重价值:一是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小说能够发挥促使社会道德觉醒的职能;二是在现实层面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促进了学校的改良、法律的变革以及童工问题的改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