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格萨尔》史诗千百年来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世，《格萨尔》史诗演述人，特别是其中的“神授”艺人类型，主要是在口语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以口头方式传唱史诗的。随着现代标准化书面教育在藏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史诗演述人受到了书面文化的浸染，其中一些甚至从小就接受了学校教育，斯塔多吉就是这样一位《格萨尔》史诗演述人。现代标准化书面教育背景使这类史诗演述人兼备了口头演述和文字书写能力。事实上，随着书面文化日渐压倒古老的口头文化传统的社会大趋势，《格萨尔》史诗的书面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而兼备口头演述和文字书写能力的史诗演述人的出现恰是这一历史趋势的一种典型的体现。《格萨尔》史诗演述人接受现代教育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而言都在所难免，但鉴于其史诗演述人的特殊身份，他们接受现代标准化书面教育又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化之间的诸多理论问题，如口头演述与文字书写之间的本质差异与和谐互动的可能；教育催生的理性思维对史诗传承的助益以及对诗性智慧的消解；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作用对史诗演述人精神世界的干预与重塑；教育机构对史诗演述人保护的优势条件及过度倾向等。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以“口头诗学”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维科的“诗性智慧”等理论为指导，以“传统”、“表演”、“文本”三个维度为理论依托，通过对斯塔多吉的访谈，在细致梳理、分析其教育背景、知识构成、书面知识的掌握及口头传统曲库的积累等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史诗演述的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教育背景形成的异于传统的史诗演述特点、以“回忆性”书写为重点的文本情况等核心问题进行逐层阐述。在阐述过程中，又始终以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双向互动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试图展现这两种文化在斯塔多吉史诗演述生命中的激荡与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对《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化、史诗的有效传承、史诗演述人的保护等若干问题进行学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