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制度极具中国特色。第一,随着中央政府财权不断上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日益加深,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第二,198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赋予了地方土地管理局作为独立的土地行政管理单位取得土地财政的权力。因此,与西方国家相对外生的土地出让面积不同,中国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控制土地审批权,调节土地出让面积影响经济波动。第三,中国土地出让面积的波动远大于美国,数据显示,中国土地出让面积同比增长率标准差大约是美国的27倍。因此,笔者尝试从中国特色的土地出让面积制度切入,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全文共分为六章。第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为文献综述,笔者按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脉络,对相关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在第3章中,笔者通过在原有DSGE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内生土地出让面积——来研究土地出让面积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与以往文献以土地财政收入为切入点不同,本章以土地出让面积入手,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土地出让面积与GDP波动的逆周期关系;第二,土地财政收入与GDP波动的顺周期关系。其中,由于受次贷危机后“四万亿”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在2008年前后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笔者分别针对2008年前后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本章发现,地方政府实施了逆周期的土地出让政策。地价的上升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土地出让面积,从而抑制企业生产,防止经济过热,土地市场达到新的均衡,反之亦然。这就是内生土地出让面积熨平经济周期的直接效应。进而,笔者通过一系列反事实仿真模拟进一步说明了本章DSGE模型探讨机制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在内生的土地政策作用下,经济最快在15个季度复苏过来；反之,若无土地政策,经济在第25个季度才恢复至原先水平。在内生的土地出让政策下,GDP波动减少了64%,在这意义上,土地政策是一种强有力的逆周期宏观调节手段,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房地产行业对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目标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数据显示,2003-2014年间,我国房地产部门占GDP的比重为11.61%,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7.19%。因此,第4章在第3章的基础上,将土地政策的作用机制拓展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重点研究了内生土地政策如何通过房地产行业间接地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与第3章类似,直接效应是指,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代表性厂商和房地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会直接影响产出；间接效应是指,内生土地出让面积通过影响房地产部门对中间品的需求,从而间接调控宏观经济。本章发现：两个效应同时存在时的效果最好,模型拟合GDP波动与实际数据吻合度最高；关闭间接效应的效果次之,GDP波动增加了51%；关闭直接效应的效果再次之,GDP波动增加了52%；同时关闭两个渠道的效果最差,GDP波动增加了64%。在第5章中,笔者进一步加入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宏观政策组合与经济波动进行了考察,拓展了第4章的模型。本章发现,在地方政府实施逆周期土地出让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也会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级政府的宏观政策组合拳共同调控经济。进而,笔者通过一系列反事实仿真模拟进一步说明了：土地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存在时的效果最好,其与GDP波动的实际数据拟合度最高；土地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次之；土地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再次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差。不考虑财政政策的GDP波动增加了12%；不考虑货币政策的GDP波动增加了15%；不考虑土地政策的GDP波动增加了42%。基于前面几章的研究,本文在第6章中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第一,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土地市场的监测和房地产市场的统计分析,及时针对最新的经济形势提出适时的土地政策；第二,务必加强土地供应管理,综合考虑土地供给量、供应结构、开发时限及闲置土地等情况,合理确定土地供应方式和数量,探索合理的土地出让方式；第三,合理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协调工作,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的组合拳充分发挥作用。最后,第6章还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