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言，主要说明选此题目的原由和意义，并对此题目的研究现状作一概括总结。综观当前的研究成果，虽然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对清代引见制度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它们都未对州县官的引见与州县官的任免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专门、深入地研究，不过它们中的一些观点对本文的撰写有很大的启发性。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雍正朝州县官的引见与州县官的任免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以期深化清代的吏治研究。　　第二部分题为“州县官的任免”，首先说明州县及州县官在封建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分析州县官的任免体制，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作为州县一级政权最高行政长官的州县官，在整个封建官僚政治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上承皇恩国命，下启黎民百姓，其位尊、权专、职重、事广。州县官虽然品秩较低，但职任綦重，他们是“亲民之官”、“吏治之基”，其贤能与否直接关系到吏治民生。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州县官的任免，并行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任免制度。清代统治者在承袭前代任免制度的基础之上，又有自己的创新。清代州县官的任免主要由吏部负责，同时，督抚通过保举和题补也参与其中。清朝政府对州县官的任免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徇私舞弊的现象，致使一些无辜的州县官蒙受冤屈，这就使州县官“人地不相称”、“人才闲置”，而且吏治败坏日益严重。为了广揽人才，澄清吏治，清代统治者倡导并实行了州县官引见制度。其中，雍正帝做得最为认真，他为了提高州县官的实际管理水平，颁布了《钦颁州县事宜》，以此作为州县官为官的箴言;同时，他对引见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通过引见牢牢控制着州县官的任免权。　　第三部分题为“引见制度的重要性”，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首先对雍正朝之前州县官引见的发展情况进行概述，然后重点论述雍正朝州县官的引见制度;同时，通过分析雍正帝对参加引见的州县官的评语来透析雍正帝的心理，从而揭示雍正帝识人、用人的特点。引见官员自古就有，清代引见官员始于顺治朝，经康熙朝、雍正朝的完善和发展，在乾隆朝形成定制。雍正帝首重用人，对中下级官员尤其是州县官的引见尤为重视，并对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雍正朝州县官的引见范围有所扩展，引见形式多种多样，引见程序严格缜密，引见使雍正帝可以直接与州县官进行交流，在引见过程中，雍正帝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对州县官的任免做出批示。因此，雍正朝形成大量参考价值很高的官灵引见档案。本章通过分析和整理雍正朝参加引见的州县官的资料，深化了对雍正帝识人、用人及其特点的认识。　　第四部分题为“‘引见’影响州县官任免的统计分析”，通过整理和分析参加过引见的州县官的相关资料，对引见的州县官群体进行统计分析，以此说明州县官因引见对其仕途产生的影响;并追踪几个典型个案进行分析，说明雍正帝在州县官任免中所起的作用。“引见”类似我们今天的“面试”，但当时特定的时代又赋予其特殊的意义。到清代，封建专制达致最高峰，雍正帝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由他最后决定。在引见过程中，雍正帝通过与州县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观察州县官的言谈举止，形成对州县官的综合认识，并以此对州县官做出评判。雍正帝几乎对每位参加引见的州县官都做了朱笔评语，这些朱批在当时的“人治”社会中，对州县官的任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雍正帝对州县官亲加验看后，最终决定其何去何从，这种做法基本上达到了“人地相宜”、“人尽其材”的目的。　　第五部分是结论，题为“‘引见’在州县官任免中的特殊作用”，这是对前面的论述进行总结。一方面，引见制度是清代皇帝控制用人权的重要手段之一，体现了“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的原则。雍正帝正是通过引见制度，牢牢控制着州县官的任免权，从而有效地加强了皇权。另一方面，在我国封建社会，一般中小官吏，特别是州县官，往往很难亲眼目睹龙颜。所以，他们把能够得到皇帝的接见，作为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因而，引见强化了州县官的“忠君”思想，从而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为朝廷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州县官廉洁奉公的思想意识，有利于吏治的澄清。　　总之，引见制度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封建官僚体制的弊端，但它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社会吏治腐败问题，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吏治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