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志创办至今,经历了创刊(1980年)、改刊(1982年)、转刊(1989年)和改版(1996年)四个阶段,尤其是在1996年改版后一举成为一本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地位的思想文化期刊。但国内外目前对其的研究,还缺少专门的学术研究文章。本文试图通过以改版十年后(1996—2006)的《天涯》杂志为研究对象,对其改版所产生的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编辑思想、办刊路线、文艺思想和文学实践在九十年代文学思想史中的成形、反应和意义进行探究,从而对其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系统的研究了《天涯》杂志的文化语境。任何一种杂志的形成与传播都有自身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在第一节中论述《天涯》杂志根植的文化生态环境。八十年代末的大特区建立使得海南在九十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迅猛发展,十万人才过海峡,各种充足的文化资源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使《天涯》从多元化、开放化的文化母体中吸取养分,进行了成功的改版,并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编辑理念。所以在第二节中将从“现实针对性”,“完全开放的地盘”,“走向民间”三点分别论述《天涯》杂志的编辑理念,来突出其“大文学”、“泛文化”、“大众性”的办刊路线,并将其贯穿在整个文本中。第二章是对《天涯》杂志进行文本研究,审视它的文艺思想,凸显出《天涯》杂志作为大文学观在具体编辑行为中所显示出的两大特征:价值观与功利观。在价值观上体现为文学审美立场的“自由主义”。在改版时,《天涯》就要求在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艺思潮中保持毫无偏见的中立姿态和自由空间。在编刊实践中,其“自由主义”的审美立场集中表现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在功利观上主要体现为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民生关怀”、文化传播策略上的“读者本位”。在文学话语实践中,《天涯》杂志对当下的底层问题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表达对于艰难时世的感慨,苦难民生的同情,体现了强烈的民生关怀。在文化传播策略上,《天涯》坚定地走读者至上的道路。以读者为本,努力搭起编者、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桥梁,着力做好作者与读者沟通的工作。第三章则着力探讨《天涯》的当代文化意义,即《天涯》杂志在编辑理念和办刊路线的引导下突出的大众文化特征和意义。就大众文化的内涵而言,“政治”一直是大众文化研究或隐或显的主题之一。《天涯》杂志既与作为政治文学典型形态的新左派文学等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其本身也包含着对政治(民族国家)的审美想象。就大众文化的审美表现而言,《天涯》进行了从纯审美到泛审美的范式转换。就大众文化的颠覆性而言,《天涯》表现出了从意识形态控制思想向“生产者式文本”的转变并因而获得了一种通俗性;故而,本文第三部分也从《天涯》的文学政治学的关系、从纯审美到泛审美以及从意识形态控制思想到“生产者式文本”三个方面对《天涯》杂志的大众文化意义进行初步的探寻。《天涯》杂志这种兼容并蓄、开放求新的编辑理念和办刊路线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开放发展的文学生态环境,达到了一种互相激发的繁荣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天涯》杂志的分析不仅有利于把对其的研究推向深入,对中国当下文学期刊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