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总则》在立法上首次确认了通谋虚伪表示规则,完善了我国法律行为效力体系的构建,为解决各个领域的虚假法律行为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具有重大意义。为规范适用通谋虚伪表示,首先需要理解通谋虚伪表示的基本原理,包括通谋虚伪表示的理论基础和构成要件,以及通谋虚伪表示与隐藏行为的关系和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保障问题。首先,通谋虚伪表示的理论基础为私法自治原则,通谋虚伪表示无效是由于表示与真意不符,行为人与相对人均没有受其意思表示约束的意旨。其次,关于通谋虚伪表示的构成要件存在“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着眼于两种主张的不一致之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要件”说已经准确表达了通谋虚伪表示的核心要素。立足于理论基础与构成要件,通谋虚伪表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做出虚假意思表示,制造某项法律行为成立的假象,事实上并不追求该项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同时,应明确通谋虚伪表示与隐藏行为不能混为一谈,两者是不同概念,通谋虚伪表示背后也不必然存在隐藏行为。最后,通谋虚伪表示是行为人与相对人进行实施的,但其无效的法律效果可能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权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均规定了虚伪表示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规则,但我国《民法总则》通过时删除了草案中规定的不得对抗规则。从比较法以及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民法总则》未规定不得对抗规则具有合理性,与我国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体系相适应。我国对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保护可基于权利性质差异而区别处理,形成以善意取得制度与信赖保护的一般规范为基础的善意第三人信赖保护体系。整理分析2019年1月至6月18日“聚法案例”数据库中依据《民法总则》第146条判决的101份案例数据,司法实务中通谋虚伪表示的常见表现形式大致可归结为三类,即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名不副实合同、签订阴阳合同与完全虚构某种行为。其中在名不副实合同案例纠纷中,实务中以通谋虚伪表示认定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判决不在少数。但在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是借款人不能如期还款的备用手段,当事人具有在一定条件成就时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真意,而不是一致同意房屋买卖合同不发生效力,此种情形由通谋虚伪表示进行规制,脱离了通谋虚伪表示的理论基础与规制范围。同时,在通谋虚伪表示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下文简称“掩盖非法目的行为”)、通谋虚伪表示与恶意串通存在竞合时,法官对法条选择困难,于是存在任意选择适用或同时予以适用的现象,这既不能明确指出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也导致造成三种规范适用混乱。另一方面,通谋虚伪表示常被认为是一种规避法律的方式,实务中存在由当事人具有非法目的推论其存在虚假意思表示的现象,这是由于对通谋虚伪表示与脱法行为的区别缺乏明确认知,导致通谋虚伪表示不当地扩张化适用。通谋虚伪表示的规范适用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通谋虚伪表示规制范围内的法律行为应由其规制,即虚假意思表示应规制在通谋虚伪表示框架内,这既可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也可避免其他法律规则对其适用边界的侵蚀。不应再由掩盖非法目的行为规制虚假意思表示,掩盖非法目的行为的通谋虚伪表示功能已被《民法总则》146条取代。也不应再由恶意串通规则规制虚假意思表示,以避免恶意串通对通谋虚伪表示的规制范围造成侵蚀。另一方面,通谋虚伪表示应严格适用于行为人与相对人均没有受其意思表示约束意旨的场合。应认清通谋虚伪表示是当事人追求该法律行为不发生法律效果以实现目的,脱法行为是当事人追求该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果以实现目的,避免实务中二者适用界限不清。同时,担保型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不应由通谋虚伪表示进行规制。实务中名不副实合同情况纷繁复杂,如果忽视当事人的约束意旨,仅仅因其具有虚假或掩盖的因素而笼统的由《民法总则》第146条进行规则,将使通谋虚伪表示脱离虚假意思表示的规制范围从而适用范围无限扩张,成为法律行为无效的万金油。此外,因司法审判实践中“名为、实为”的法律用语可涵盖真实法律行为类型释明、合同重新定性与通谋虚伪表示,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含义,法官应在判决中明确“名为、实为”的具体指代以避免混淆,规范适用法律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