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广东女性的解放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城乡间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广东女性的解放并不同步,而且存在着较大差异。民国时期不同政治势力对广东的控制与相互对峙,也使广东女性解放问题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在女性以外的他者对女性解放的建构过程中,也体现着对女性的规训。在女性被规训的语境中,我们要发掘广东女性群体自身的声音及其对规训的应对。“五四”以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女性在“五四”经历了短暂的“人”的解放以后,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展,女性解放开始被置于革命的语境之下,成为革命的附属问题。此后国共双方及抗战时期的日伪,均将自身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变革的需求投射到女性的解放之中,以此作为实现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女性解放问题从属于其政治目标,并成为各方争取女性和动员女性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此外,以广州为代表的城市和偏远乡镇及山区之间存在巨大发展落差。城乡间的发展差异对女性的解放造成深刻影响。不同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周边偏远乡镇的女性解放发展显然要滞后得多。偏远乡镇的女性解放的发展依赖于政治力量和政治动员。同时,保守势力在偏远乡镇更为顽强。因此,乡镇女性解放就呈现出保守与解放并存的状况。再者,政治势力的参与和乡村女性的缺位,使乡村的女性解放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最后,各方政治势力的女性解放理念,均以政治目标的实现作为女性解放的保障和前提。即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承担来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责任。在这种女性解放理念下,实则渗透了对女性的规训。女性群体在面对规训时,采取了不同的选择和行动。我们通过分析女性群体应对规训的态度和行动及其对自我解放问题的认识,可以进一步认识近代广东女性解放问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