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科学技术,尤其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基因编辑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风险。面对“文明的风险”,刑事立法应当作出应有的回应。现行刑法仅对人类基因编辑胚胎的植入行为进行规制,规制的行为范围明显过窄。此外,我国刑事立法在基因编辑犯罪立法的前瞻性、保护法益的明确性、法定刑的配置等方面,尚有不足,亟需完善。某种意义上,这种不足表现为传统刑法理论面对现代化风险与挑战的应对能力的不足。是故,本文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语境,探讨风险社会视域下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刑法规制问题,探寻基因编辑犯罪立法完善的路径,对基因编辑技术这一现代化风险挑战作出了理论回应。本文认为,根据基因编辑的科学性质和特征,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应当将基因编辑行为（人类基因编辑）视为现代风险之一。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下,为遏止基因编辑技术的滥用,防范基因编辑行为滥用后可能带来的风险,为应对“现代化风险”,将基因编辑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有其合理性和理论基础。从犯罪论上分析,本文认为基因编辑犯罪的保护法益为公共安全;并且基因编辑犯罪的既遂模式应为行为犯;并增加单位犯罪,以扩大犯罪主体范围;将该罪罪名拟定为“非法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罪”,并将刑法条文作出相应的修改。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基本架构为:绪论部分简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第一章从技术层面介绍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技术原理,旨在说明其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暗含了基因编辑技术风险的性质,承启风险社会理论。第二章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语境,将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现代化风险,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对其特点和性质展开论述;第三章面向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因编辑风险,在刑法本体论上,主要从犯罪本质、保护法益、谦抑性原则等三方面,论述传统刑法为何应将对基因编辑风险的控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及其表现的不足;第四章作为文章的落脚点,探讨国内刑法对规制非法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立法完善路径,并且以德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刑法立法作为参照,在比较法的基础上,从罪名、罪状、刑罚等三个方面提出对我国基因编辑犯罪立法完善的路径。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将人类基因编辑技术视为风险并展开刑法学规范研究。但由于作者对基因编辑技术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驾驭的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前述理论与规范研究之间的融合度不够的问题,这是文章不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