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国家层面的制度的诞生,往往是以一个国家长期累积的社会顽疾为诱因,融汇了这个国家最深层的文化样态和最熟能生巧的治理手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我国在经历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后产生的顽疾,约谈背后反应的则是我国深层的官本文化思维,而环保行政约谈制度则是正在进行的之于环境保护的一大治理突破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快车道中,在新公共管理、行政民主等理论的渲染下,如何将行政约谈的优势发挥在环境保护领域成为响应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的一大亮点。虽然行政约谈目前只是散见在效力层级较低的法律文件中,但其在实践应用中已经相当广泛,但由于上位立法的缺失和学界研究的迟滞,环保行政约谈的理论建构遭遇到了不畅,诸如对行政约谈的定性,学界对其呈分庭抗礼之态势。但可以肯定的是,行政约谈自身的柔性行政特征决定了它区别于强制性行政手段的法律属性,而类行政指导行为是目前对于行政约谈的最为妥当的定性。类行政指导行为的定性又导致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角度必须落脚在非诉救济机制上。笔者将在明晰环保行政约谈性质的前提下,在总结现行制度所困桎梏的基础上,从法律制定、机制运行、救济手段三个梯次探讨环保行政约谈制度的完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