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住房权的权利结构进行法理学分析,通过研究住房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内容,认为住房权是一项多层次的综合性权利。结合对中国住房政策的历史演变中住房公平与住房水准效率提高的两难困境的反思,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住房过滤”、“梯度消费”理论,提出在中国保护住房权应采用住房权分层保护模式。　　 论文总共三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主题的形成及研究现状及。现有研究成果已经对住房权的内涵、法律性质等一般理论有了较全面的研究,如果再选择大而化之的全面研究很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因此,本文选择从住房权的权利结构与保护模式角度进行研究。这部分还介绍了与住房权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住房权的含义和住房权的性质。同时说明了虽然国际法律文本中对住房人权的正式表述是“适足住房权”,但本文选择采用“住房权”称谓的原因。　　 第一章是住房权的权利结构。住房权的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不限于中低收入阶层、贫困人口、弱势群体,也不限于主权国家的公民,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平等地享有住房权。住房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为实现住房权,政府、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义务。国家是住房权的第一义务主体,对住房权的实现负有终极义务和责任,主要四个层次义务:尊重、保护、促进并实现,同时只有将政府保障居民住房权的责任定性为一种法律责任、对外责任,才能更好地敦促政府履行职责。社会组织基于其成立目标或整体的社会责任对住房权实现负有一定的义务,主要包括用人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和部分社会服务机构等。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个人应当为自己权利的享受履行相应义务,就住房权而言,住房本身作为一种商品,主要还通过公民个人的努力获取的。住房权的权利内容包括:住房保障权、住房公平权、住房舒适权和住房救济权。住房保障权要求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人民在住房方面“住得上”、“住得起”、“住得安”,它是公民住房权中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住房权中最能体现国家积极义务的一项具体权利。住房公平权是指人人能公平地获得住房机会、公平地享有国家住房政策的优惠、平等地享受住房资源,它是维护社会成员的机会公平,保持收入差距适度、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必要途径。住房舒适权是住房权中较高层次的一项内容,是指公民居住的住房的质量及周边环境应当确保公民本人其家庭成员的安全、健康、舒适,国家尊重公民对高水准住房的追求选择,并努力提高住房服务的水平,包括住房的私密权、住房选择的偏好权等。住房救济权是指在公民的住房保障权、住房公平权或住房舒适权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上的救济程序获得恢复、补救或实现的权利,它是住房权中的一项程序性内容。　　 第二章是住房权分层保护模式。住房权分层保护模式设计的出发点基于四点考量:第一,住房权是一项多层次的综合性权利,在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内容方面都表现出多层次性;第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证明:人的住房需求是分层次的,并且住房需求有着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提升的过程;第三,“住房过滤”和“梯度消费”理论说明了住房消费在住房档次、消费人群和消费时间上的自然梯度性;第四,运用公平和效率理论论证了住房分配绝对公平无法实现的现实下,采用分层保护模式是实现住房权平等保护的一个次优选择。对中国住房福利政策阶段住房权保护的反思告诉我们:完全由国家承担实现住房权的责任是不现实的,也会产生住房不公平,还将导致城市居民住房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对过去三十余年住房改革历史的反思告诉我们:过度市场化也无法解决中国的住房保护问题,反而更易加深社会的住房不公,影响人们科学住房消费观念的树立。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反省,我们认为在中国应实行住房权分层保护模式,其直接法律渊源就是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其内容是建立起一种分层次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提供不同方式的住房保护:对低收入弱势群体,国家有义务为其提供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的低端政策性保障住房,以保障其最基本的住房权;对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依靠其自身能力改善住房需求,但国家也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或资金援助;对高收入群体,国家则主要通过构建健康的商品房市场满足其住房需求而间接保护其住房权。中国现有住房保护模式就是对分层保护模式的一种实践,包括政府保障、政府支持和市场提供的三级住房供应模式的构建与救助性保障、援助性保障、互助性保障和自助性保障四个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