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是经济活动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一国金融发展最终表现为金融效率的提升，是金融发展“质”与“量”的统一，由此确保金融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真正配置向最具投资价值的企业与项目中。本文探讨了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增长及其区域收敛的影响，关注重点包括：金融效率是否是影响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是如何实现的；金融效率的省际差异是否存在对出口贸易的区域收敛性影响，这种影响存在怎样的传导机制，收敛趋势又具有怎样的特征。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关系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的总结与评述，基于对金融资源属性、金融效率来源与动态效率演化的分析，通过理论与数理推导，阐述了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增长区域收敛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了金融效率促进出口贸易增长与影响区域条件收敛趋势形成的研究假设。继而展开了对中国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的测度与分解，以及区域差异变动的趋势分析，建立了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金融效率的综合评价思路，建立了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增长及其区域收敛趋势检验的实证模型。通过引入条件β-收敛，建立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选取我国贸易环境相对平稳时期（1993-2008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最终的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在在控制了金融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等作用因素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率不仅在全国范围呈现条件收敛趋势，在各大区域内部亦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表明，当存在金融效率水平的差异化分布时，长期内出口贸易增长将呈现条件收敛趋势。从收敛速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的“后发优势”，可见东部地区的外贸增长率相对中西部，已更加接近其增长的均衡水平，因而在增速上已明显减缓；西部地区则距离其均衡水平最远，在出口贸易的发展程度上相对处于起步阶段；区域间出口增长差距将长期存在，受制于种种因素而逐步向着各自的稳态收敛。其次，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与金融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表明金融效率的确对出口贸易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区域层面看，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虽然亦呈正向促进趋势，但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中西部地区低水平的金融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金融体系并未形成对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金融效率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力大受限制，因而并未成为助推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