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切实解决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司法痼疾,提高庭审实质化水平,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修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该复合型条件的最终落脚点即在于对“必要性”条件的把握,换句话说,法官对证人“有无必要”出庭作证的裁量结果决定了复合型条件能否实现。因此,对“必要性”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运用法解释学、实证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首先探讨了“必要性”条件背后的基本理论,着重澄清其价值取向;其次对“必要性”条件的实施现状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的原因;最后在前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除引言外,全文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必要性”条件的基础理论分析。第一,运用文义解释、法意解释、反对解释及比较法解释等法解释学方法分别对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含义进行了解释限定,使之具备了合理化的解释范围。但是,通过以上法解释学方法的研究,我们并不能得出有关“必要性”条件的唯一解释结论,这就需要我们跳出技术性方法的窠臼,从解释学法学的角度对通过不同解释学方法得出的结论进行整合,从而挖掘“必要性”条件背后的价值取向;第二,分析论证了“必要性”条件的双重价值取向: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及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为该条件的操作提供明确的指引方向。借助严格证明法则及对质权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庭审判程序中的人证调查程序离不开对实体真实的追求及基本人权的保障,然而,我国现阶段并没有完善的严格证明法则及对质权理论,笔者认为“必要性”条件的提出恰好弥补了这一漏洞,因此,“必要性”条件的满足离不开对以上双重价值的追求。第二部分为“必要性”条件实施现状考察。通过对检察官、法官的问卷调查及个人访谈,笔者粗略了解到检、法人员对“必要性”条件实施相关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在主客观层面分别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在程序法上,司法工作人员对实体真实主义存在着片面追求、书面审的庭审构造削弱了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其二,在证据法上,印证型证明模式易架空“必要性”条件多样化的实现路径、各诉讼阶段证明标准的同一性减少了“必要性”条件的判断前提、证据规则的缺失使得庭前证言畅通无阻;其三,在其他客观层面,繁重的办案压力以及证人保护与补偿机制的不健全进一步减少了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其四,在主观层面,检方普遍对证人出庭作证态度消极、法官程序性裁量权的行使也存在主观任意性。第三部分为“必要性”条件的完善建议。结合前面的分析路径,我们提出完善建议时面临着道路的选择问题。一方面,实务部门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形主要集中于庭前证言可能影响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或不至于导致诉讼过于迟延等情形,即主要基于实体真实与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问题;另一方面,理论层面要求从双重价值取向上考虑“必要性”条件的完善。由于我们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各种现实、体制、观念及能力等方面的障碍,因此笔者秉承“相对合理主义”原则,提出对“必要性”条件的完善应有以下两种立场:第一,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还应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的诉讼目标为主,兼顾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第二,选择性借鉴国外立法例。鉴于改革的曲折性,对“必要性”条件的完善必定面临诸多现实制约,据此,笔者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具体的改革建议:在实体真实发现上,构建实质印证规则判断庭前证言的真实性,凡庭前证言得不到实质印证的,即认定其具备较大的虚假可能性,在满足前两项条件的前提下,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在对质权的保障上,依据“重罪原则”设定必要性,凡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同时满足前两项条件,证人即“有必要”出庭作证。为了使“必要性”条件更具可操作性,笔者从反向设置了“无必要”的情形,以此与“必要性”条件形成相辅相成之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配套措施需予完善,如改革证明标准体系、完善有关证据“可采性”的证据规则体系、为法官“减负”及证人保护与补偿措施的完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