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浙沪三地制造业吸引外资走在全国前列。三地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其经济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外资对的作用。上海的“浦东模式”、江苏的“苏南模式”、浙江的“温州模式”三种模式在吸收外资方面有所共性,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在江浙沪三地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基础上,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FDI对其关联效应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理论有资源决定论、交易成本论、讨价还价论。结合这三种理论本文解释了FDI对东道国产业关联效应正向和负向的理论基础。FDI对东道国产业关联正向效应的理论基础:东道国当地的资源禀赋与跨国公司的资源禀赋差异优势互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双方在供需谈判过程中形成正和博弈,双方均能受益。FDI对东道国产业关联的负向效应的理论基础:跨国公司所处于的强势地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与上下游供需行业谈判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使得东道国利益受损失。FDI对东道国产业间的关联具体又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后向关联外商投资企业通过采购,直接引致上游产业的需求。跨国公司在建立后向关联当中,对上游产业管理知识、技术、人力的溢出。江浙沪三地制造业发展模式不同、产业结构不同,从行业特征上分析各行业市场结构、产品出口导向、行业资本密集度、产业链的长度各不相同。本文根据市场结构、产品的出口比例、行业资本密集程度、产业链的长度不同这些因素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证FDI对江浙沪三地制造业各自的产业关联效应,研究总结出三地关联效应的特征。第一、FDI对制造业产业关联程度的高低是把双刃剑。第二、技术差距和创新能力是影响FDI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第三、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例适度有利于三地的经济稳定、持续发展。金融危机发生后,跨国公司的现金流受到影响,对中国的进一步的投资进程延缓;另外一方面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情况也受到阻拦。体现到对江浙沪制造业产业关联效应上,跨国公司在技术优势上受到的影响不大,在出口渠道优势受到很大的冲击,对不同行业的投资增速减缓和撤资程度不同。金融危机发生后,FDI对江浙沪三地制造业产业关联效应发生变化,体现在江苏、上海两地制造业中跨国公司因资金优势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改变,对东道国负向效应减少或消失;体现在上海、浙江两地制造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资源禀赋带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效应消失,导致因此形成的正向溢出效应减少或消失;体现在浙江制造业中处于优势的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投资减缓降低成本的策略下,对上游行业的正向溢出效应转变为负向效应。本文研究总结认为江浙沪三地制造业有区别地有选择性地引入不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行业生存空间挤压过大的外商投资尽量减少引入;引入产品出口比例适度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行业技术差距过大的行业外商投资有选择性地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