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擅长以现实主义手法描摹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主流生活,理查德·耶茨被誉为美国“顺从时代的代言人”。《革命之路》是其长篇处女作,入围196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本文以“自我”为视角解读作品,旨在分析《革命之路》对“自我”危机的质询和对“自我”本质的探讨,阐释耶茨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对五十年代文化图景的反思和对传统“自我”的价值重申。“自我”在美国文化语境中指向的是美国的国家身份和民族性格。这一概念涵盖了宗教、政治、文化等广泛领域;它是公民的普遍共识,而非明确的定义;并且一直得到学者们审视和修正,以避免走向极端。但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冷战政治焦虑使“自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大卫·里斯曼、赖特·米尔斯、威廉·怀特等学者指出“自我”成为了个体自主性被压抑的“组织人”;而丹尼尔·贝尔、克里斯托弗·拉什等学者批判“自我”演变成了无限的自我满足,即享乐主义和自恋文化;肯尼斯·肯尼斯顿则发现“自我”陷入了“新的异化”这一认同困境。对应“自我”这文化一视角,本文采用跨学科批评手法,把对《革命之路》的文学研究建立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小说置于美国二十世纪中期的历史政治语境下,在与批评家们关于五十年代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分析等论著进行对话式读解中,挖掘小说时代展现和社会批评的双重功能。研究发现,理查德·耶茨面对二战后受“富裕社会”与“冷战意识形态”双重裹挟的国家图景,以“反思性现实主义”手法撰写《革命之路》,借助个体人物在郊区生活和白领工作的层面的“自我”表征,探讨五十年代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式微的文化困境——以自由、理性、异议等为核心的“自我”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危机。其一为堕落的“自我”,表现为工作伦理的衰落与消费文化的狂热,即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导致享乐主义和自恋文化登堂入室。其二为压抑的“自我”,表现为边疆精神的崩塌与冷战意识形态的规训,即大多数美国人走向了高度同质化与“他人导向型”的顺从。其三为异化的“自我”,表现为自由的悖论与社会建构下的疯狂。在追寻自由的过沉中,异化了的反叛者们或加深了对顺从的依赖,或被“权力-知识”机制推向了为疯狂的深渊。在批判“自我”危机的同时,耶茨表达了重振以美国建国精神与资本主义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自我”的立场,彰显了文学的异议传统。本文通过对《革命之路》和诸多非文学论著的对话式读解和跨学科批评,探究了“自我”的本质,阐释了以富裕和焦虑为特征的“顺从时代”对美国传统“自我”的多重背离,凸显了理查德·耶茨的文学民主和文化自审的学者立场,以期对理解五十年代、《革命之路》以及理查德·耶茨在美国文化、文学传统的重要地位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