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寻找他们自认为作者可能在小说中留下的蛛丝马迹,索出其中的宫廷秘闱、政治斗争、异族入侵等等他们所认定的“历史真相”,正因此,从索隐派诞生之时起就伴随着非议,但其顽强的生命力向我们彰显了她巨大的能量。时至今日,虽已有不少人跳出吵嚷的旋涡,试图探索索隐得以成立的原因,但是其思力仍停在一定的层次而未能更进一步深入。那么本文从中国人运思的角度入手,探究索隐得以成立发展乃至壮大的原因。索隐派首先认定小说中必有隐,然后才能索隐。这“隐”并不是索隐家的无端生发,而是缘于中国人特有的运思方式,这种运思方式就是由《周易》所开启的以蓍龟、艾草所占之象、数以寓人间一切之理的方式,即是以不明说的方式象征天道人事,这实际上就是隐的思维方式。循此思维之迹,我们发现:中国人的立身行事日常活动、文学乃至政治,无不透着隐的思维痕迹。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谜语、吉祥语、秘密语、谣谚等无不是隐的直接展示,渗透到文学领域则是常见的比兴。在受儒家道统深刻影响之下的中国,“隐”的作用绝不是单纯的娱乐之用,而是有着“振危释惫”“兴治济身”的达于上之功效。将隐之形式发挥到政治领域,其在理论书写方面就表现为“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以“一字寓褒贬”这种隐晦的方式,寄寓着史家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评价;而要以“隐”的方式在现实层面对政治施予影响,谶纬之运用符瑞与灾异之法在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中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索隐派正是顺着隐之思维,秉承着儒家道统认为作品中必有兴寄的传统,利用汉字独特的结构优势,借助六书之法,逆向地对小说进行解读。而其解读思路与方法又表现出了与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春秋》一致的价值指向——强烈的政治干预性。因此,就可以说索隐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诗学,在看似怪异之论与荒谬牵强之说的内里流淌的仍是由汉字结构所决定的经学的学术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