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回购作为一种财务工具,有助于纠正股价的非理性偏离,维护资本市场稳定。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法》,进一步简化股份回购决策程序,明确董事会在企业股份回购的决策权。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早期人生经历会对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董事长作为董事会的最高领导者,其早期参军经历会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但现有文献主要从财务状况和公司治理视角考察股份回购的影响因素,鲜有文献从管理层特质角度对股份回购的影响因素进行细致探讨。因此,本文以200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长从军经历与股份回购决策的相关关系和作用机制,并分别考察党组织治理和传统的西方治理对董事长个人特质决策的治理效应。本文研究发现:（1）董事长具有从军经历的公司更偏好股份回购;（2）过度自信测试表明,从军经历加剧了董事长过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形成管理者乐观主义,更倾向于认为企业价值被外界低估,从而希望通过股份回购来实现企业价值回归,董事长任期的正向调节作用再次检验了这一逻辑;（3）对这一认知偏差产生的决策的治理手段来看,党组织治理可以作为抑制个人过度自信的治理因素,进而减少这种由于董事长个人过度自信形成的认知偏差产生的股份回购决策,而传统的西方治理体系并没有明显抑制董事长过度自信对回购决策的影响。本文跳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说限制,从管理者内在特质的角度补充了股份回购决策的影响因素,在理论上拓展了“文化与财务”的研究范式体系;同时,本文发现了党组织治理对董事长个人特质决策的抑制作用,进而丰富了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在实践上对于优化股份回购决策以及优化党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