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伴随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国际社会面临更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生物恐怖、生物武器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威胁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已将生物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全面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各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安全有效充足的疫苗、药物、诊断检测试剂和治疗设备等医学应对措施储备及其快速研发生产能力是应对生物恐怖、生物武器袭击和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增强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快速研发生产能力,加速战略储备,提升国家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本研究立足管理创新视角,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情报研究、系统分析、对比分析和总结归纳等研究方法,系统深入研究美国政府提升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的战略规划和组织管理的创新。在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下,为我国政府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改善生物防御疫苗、药物等研究开发不足、生产能力不足、物资储备不足的现状提供决策参考。　　本研究首先对美国生物防御战略规划的创新理念进行解读。通过2001年后美国若干关于国家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以及发展医学应对措施的战略规划进行了分析。面对2001年恐怖袭击和炭疽生物恐怖的现实性,美国亟需充足的医学应对措施产品储备以及增强其快速研发生产能力,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化生放核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新发突发传染病对美国公众造成的健康损害。因此,提升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已成为美国政府长期面对的重点战略任务。美国应对生物恐怖和生物武器扩散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理念,多份战略报告提出加强新一代医学应对措施产品的研发储备增强国家危机应对能力。面对21世纪严峻的生物安全形势,美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和平台技术建设,将生物防御研究和传染病应对相结合,致力于全面加强针对所有危害的医学应对能力。同时贯彻基于能力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通过开发广谱多用途的基础设施和平台技术,增强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高级威胁的医学应对能力。　　其次对美国生物防御组织管理创新举措进行解析。美国通过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调整顶层机构职能,完善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生产组织管理体系。围绕生物盾牌计划,美国通过政府巨额经费支持和国家战略储备等手段,鼓励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企业等私营部门参与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和产业化生产,形成了“政府引导支持和购买、学术科研机构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的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组织结构体系。2004年通过的《生物盾牌计划法案》中明确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中的主体地位,美国的生物防御研究从“以国防部为主体”逐渐转变为“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为主体”,这一转变的思想正是因为生物恐怖已经对美国公众构成了现实威胁,美国需要在生物恐怖危机时有足以确保所有公民使用的医学应对措施产品。　　通过对生物盾牌计划实施的改革,美国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建立公共卫生应急医学措施管理署和生物医学先期研发管理署,这两个机构的建立使美国的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储备管理体系趋于完善,形成了“从威胁和需求评估—基础应用研究—先期产品研发—FDA审批认证—产业化”的系统性、一体化的管理链条。本研究通过对这一链条进行解构,深入系统研究美国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体系的管理创新。　　最后,从我国提升生物威胁医学应对能力的战略需求和医学应对措施研发的管理现状等方面,分析美国加强生物威胁医学应对措施研发储备“从战略需求到能力提升”的战略规划的管理创新对我国的启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