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关于在文学翻译中应当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中国许多学者和翻译家莫衷一是,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争论。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重要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的创始人是德国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但真正提出归化和异化概念的是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劳伦斯·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书中,将归化(doemstication)定义为“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foreignization)是指以源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的采取目的语读者不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王雅等,2009)。归化就是“遵守目的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canon)、出版潮流和政治需求”(李萍,2005);异化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李萍,2005)。上世纪70年代,在代表人物赖斯、弗米尔和诺德等的大力倡导下,功能主义目的论在德国诞生。该理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谭载喜,2004:255),也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杨晓荣,2004)。该理论认为,“目的原则是翻译的最高法则”(旷章红等,2009),“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弗米尔等, 1984),由此可知,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目的是第一位的,而非在翻译实践之前就考虑采用归化或异化。本论文以功能主义目的论观点为基础,拟对《简爱》两中文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并探讨两译本中归化和异化恰当使用问题。